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

定價 $135.00 售價 $150.00 單價
作者  : 畢仰高
譯者  : 陳三井, 何啟仁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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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
19世紀末的中國,已經到了必須來一場社會革命的危急時刻,
結果竟以種族革命打頭陣,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共產革命收戰果?
真正壓力所在的社會革命為什麼反而變得面目模糊?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畢仰高學術生涯最重要作品
歐洲漢學界中國研究黃金時期經典名著 中文譯本首度現身
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解釋中國革命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

農村問題、人口壓力、民族主義、國共鬥爭

1789、1917、1949這三場革命當中,1949年的重要性不遑多讓,它還和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憂慮息息相關……然而中國革命還是一段獨特歷史的發展結果,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我們所處時代中發生過的所有殖民(或半殖民)和發展中國家革命的又一個複製品,那我們很可能會對它產生嚴重誤解。

法國知名漢學家畢仰高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初版於1967年問世,歷經半世紀,至今仍為研究中共及近現代中國領域的必讀經典。初版後持續增補,與數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不斷對話;本書依據2007年法文第四版直譯,不僅補充了許多最新研究成果,維持了對這場革命的基本論述,嘗試以更豐富的詮釋延伸擴展,強調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意涵,說明它有別於一般革命範式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共分兩部,第一部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作者畢仰高主張,中國革命源於1842年以來中國快速惡化的社會性危機,這些危機將中國推向革命。在諸多可能的革命性質中,最終是共產革命脫穎而出。第二部是「解讀中國共產革命」。畢仰高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從思想革命開始的,而其背景則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列強侵逼。 

作者簡介

畢仰高(Licien Bianco)


  1930年出生於法國與瑞士邊界。1954年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期間,跟隨代表團訪問中國,開啟了研究中國的道路。1968年取得索邦學院博士學位後,前往美國、中國、台灣、香港遊歷訪查,隨後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曾擔任博士生導師及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主任。亦曾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另曾擔任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客座研究員。畢仰高以《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重複: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等著作聞名海外中國研究界。近年出版著作包括《沒有政黨的農民》(2001年出版,2003年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 Levenson Prize),以及和華昌明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農民運動及革命》(2005年出版,同年獲頒Augustin-Thierry Prize)。

譯者簡介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

譯校/陳三井

  台灣彰化縣人。1937年6月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組主任、副所長、所長,曾借調擔任淡江大學教授兼歷史學系主任、國立空中大學教授兼人文學系主任,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作者:畢仰高
譯者:陳三井, 何啟仁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22
ISBN:9789570849486
頁數:368
規格:17 x 23 x 1.84 cm
 

第一部: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1839~1916)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第三章 初試啼聲的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第五章 改革或是革命?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革命
第七章 紅軍奪取中國
結論
後記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
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八三九—一九一六)

帝國傾圮

如果要明確地說,應該說是歷史上曾經兩度催生中國巨變的鄰國──日本──將中國拖出停滯不前的泥淖。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連日本都未能預料到如此輕易取得的勝利,完全暴露出這段時期中國好不容易萌發的現代化成果是多麼的羸弱。日本之所以能輕易取勝,是因為清軍將領過於輕敵和一連串的失誤所造成,他們在防禦時彼此無法協調支援,當日軍渡海登陸時也不能有效截擊,登陸後的日軍本來因遠離基地而無法有效取得補給,但是清軍撤退時卻將有用的輜重和裝備遺留給他們。更嚴重的是李鴻章創建的北洋艦隊根本不堪一擊。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隨後即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支付鉅額賠款、加開通商口岸並同意戰勝國在各開放口岸建立工廠和企業,這些特權因最惠國待遇而同時自動適用於其他列強。這些讓步較之對英國鴉片戰後的屈辱更為嚴重,更何況是對一個曾被認為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鄰國卑躬屈膝。

這次當頭棒喝將中國歷史推入前所未有的變局,這個國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變化。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一連串變化之快速劇烈,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帶來的亂局,有些人對這段歷史有極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一八九三年出生的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一連串的變化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間輪番上演,列強亦如附骨之蛆般地在這個瀕臨解體的龐大軀體上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局面居然激起了清帝國的反應,朝廷為了苟延殘喘,最終作出孤注一擲的大膽改革,但畢竟為時已晚,而且僅曇花一現就胎死腹中,在皇朝末期短暫的改革嘗試後,革命隨即發生,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帝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被迅速推翻。

我們可以將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個階段:



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發生危機和動盪的嚴重程度,讓人想起法國在一七八八年冬天到一七八九年間的情形。優秀的歷史學家蔡少卿對中國祕密社會研究甚為深入,他認為一九一○年農民抗爭的蔓延與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關聯。相較於Ernest Labrousse 對大革命前社會、經濟成因的研究而言,我個人對這段類似研究較傾向以之與Georges Lefebvre的研究做比較,他主張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夕擔心貴族打算雇佣盜匪破壞農田收成,這種恐懼心理造成騷亂並迅速擴散,成為後續大革命成功的有利條件。以中國的情況而言,近兩千年帝制王朝在最後迴光返照時發生的這些農民動亂確實有蔓延的趨勢,但整體來說,這種反應式的動亂(由現代化和嚴重的天災所引起的反應)對於終結清朝的作用還不及特權階級的不滿來得大。在帝國末期,許多鄉下地區並未受到動亂波及,依然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

較之農民騷亂更令人不安的,是仍然停留在傳統步調中的農村社會和快速變化的城市之間的鴻溝變得愈來愈大,即便在騷亂中存在一些農工聯盟的情形,但畢竟仍屬少有。在城市,電話、電報、報紙等,現代性不僅已進入到每日生活中,甚至占領了所有的精神領域。當然,城市裡仍然存在一些離農入城的貧苦弱勢族群,他們受影響而改變的步調仍然較慢,但是中產階級等較具優勢的群體卻對各種新鮮事物愈來愈著迷,迫不及待接受西方的器械、方法、觀念等。但是,將這些事物帶進中國的西方人卻將仰慕西化者視為次等群體,使他們愈來愈難以忍受,認為清廷應該為中國處處受列強欺壓負起全部責任,因而對清廷終於推動現代化不但沒有表示欣慰,反而利用推行新政的契機作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一八九○年時還只是一小部分「激進分子」懷抱的思想、理念和願望,在二十年後卻廣為這些原本應支持傳統成規的特權階級所接受。

就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些特權階級在最後的二十年中也備受壓抑。自《馬關條約》以降,民族工業的發展就和外國資本的介入同時並進,使得沿海口岸都會裡那些早已和傳統士紳結合的中產階級「紳商」深受傷害。在此同時,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已逐漸分化而出,他們不再接受傳統的經書教育,而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學校或者船政學堂接受教育。教師、記者、醫生、工程師、律師等,這些新式知識分子並不認同傳統社會,而傳統社會也不見容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這批「吸收所有批判觀點」的群體,理所當然地成為改革或革命的追隨者。實用主義、現代化思想和凌駕於其上的民族主義,都是他們公認和接受的價值,讓資本家、白領階級等等能夠彼此聯繫、結合,這些思想觀點逐漸在內陸城市中發酵,地方菁英階級不再認為被清廷這樣一個無法保護他們利益的政權統治是合理的—這就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反抗運動形成的背景。

當關鍵時刻來臨時,這些由部分傳統菁英和現代化菁英結合的力量共同顛覆了歷史。地方菁英在帝國末期的新政中初嘗自治的滋味,他們雖然得以和地方官員共享權力,卻要求握有更多;並非拒絕繼續受清廷統治(因為考慮到要實施現代化以增強地方抗衡中央的力量,仍然得在國家的庇護下才能推動),但必須考量的前提愈來愈多,這正好說明了各省地方菁英為何不起而維護帝制的原因。他們同樣也不見得接受革命分子對未來不確定的承諾,部分地方菁英更和革命分子協商維持原有的秩序和分配官職,這也是革命運動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特色,透過裂解地方的方式去瓦解政權,避免強攻皇權中心,同樣的特徵在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都可略見,中國革命亦然。

偏重特權階級在清朝覆亡中的影響、減輕平民階級的作用,以及重視城市中萌芽的現代文化和鄉村傳統氛圍之間的落差,加上部分領導階級受革命感召而迅速加入革命行列等等,皆屬於社會學的分析。集各方之力(由武昌新軍扮演的革命分子加上歸附的特權貴族)固然能一舉推翻滿清,但也可以說清廷是在接連不斷的重大打擊下威信盡失、愈來愈衰弱而自我覆亡:先是鴉片戰爭,繼之為太平天國起事(造成中央權力逐漸向地方轉移,以及社會愈來愈軍事化),再來是《馬關條約》,還有清廷利用拳民結果招致失敗後的羞辱,最後是試圖打造長治久安的局面,卻因過於急躁而推出不穩定的新政。辛亥革命成功後最初期出現的惡劣局勢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革命只是終結了一個行將就木的王朝,並未建成一片夢想的樂土,在這種情況下,它只是將反對力量串連起來。辛亥革命並未讓中國的社會基礎產生任何變化,卻開啟了改變的可能。孫逸仙在革命後一夕之間被各方奉為偉人,而他早在十年前就開始構思一個大膽的夢想。

革命行動也必須作出一定的自我克制,在其宣稱要掃除的障礙中,其實有一些是刻意的誤導,例如革命分子極力譴責滿人對漢人施加壓迫。他們高舉的民族主義主張反對異族統治王朝,對諸如孫逸仙等一部分人來說,這麼做主要是想要爭取人們支持革命行動,或至少不要造成阻礙;但是對大多數其他人而言,標榜反滿的民族主義,代表著民族自覺的開端,更可以避開深入剖析長期承受苦難的根源、避免挑動更激烈的反應。對長期存在的苦難而言,如果深究造成這個民族危機的民族性原因,真正的對象恐怕會直指帝國主義。不論其名為何,中國第一次革命的核心就是民族主義革命,也就是因為具備這種特性,才能弔詭地結合懷抱不同目的的各路人馬。保路風潮之所以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意義,是因為鐵路就是帝國主義介入中國最明顯的標誌。

辛亥革命並未建立新的秩序,只破壞了舊有的秩序,顛覆了天朝的合法性,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國家一統造成傷害,必須在未來耗費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彌補。另一方面,「封建」秩序仍然存在於鄉村地區,讓共產分子有機會利用其中存在的不公不義來提出控訴,強調傳統上層權威的腐敗並打擊他們的合法性,更因為革命在某些方面的影響還不如一九○五年廢除科考來得全面。科考廢除後,許多鄉村子弟晉身上層階級的希望破滅,士紳特權可以將其子嗣送往新制學校接受教育,而農民家庭卻不能,使得一般村民和特權階級間的鴻溝更難填補,最後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前所未見的斷裂。

或許可以說,清末新政和其企圖體現的現代化作為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都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行動來得深刻,那場革命注定只是一段插曲,標誌出中國無可避免地走向革命道路。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由主義的敗退

這段時間中各種思潮和觀念快速的遞嬗往復。五四運動時引進了自由主義諸般觀念,像是理性、自由、進步、民主等,剛萌芽的自由主義顯得生機勃勃。而知識青年們在驚嘆於各種新思想之餘,更急切地在其中探索各種可能的運用方式。但十五至二十年過後,卻是馬克思主義勝出。其他的可能選項均被排除,而自由主義引領風騷的時日竟然只像是介於幾世紀來的舊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正統之間的中場休息時間。早在知識分子剛剛認識無政府主義、而其支持者正和馬克思主義信徒爭執不休時,胡適就曾斷言:「現在孔子和朱熹的奴才少了,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的奴才卻出現了。」我們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者的酸澀感受,中國才剛被自由主義喚醒,旋即卻投入另一個新信念的懷抱。面對他們以心靈自由之名點燃的中國的啟蒙和淨化、一場美麗大火的努力轉眼成灰,這些自由主義者如何

能不心懷哀怨?

這些變化不至於令人太過訝異。首先,在西方國家中孕育出自由主義的那許多價值和信念(自然權利、人權、法律至上等),對中國傳統而言十分陌生;再者,從破除盲從迷信演變為激進思想是合理自然的,而胡適和陳獨秀不過是順水推舟,而最後胡適選擇信奉自由主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對中國而言固然命運坎坷,但許多情況卻有利於廣義的自由思潮(批判精神、細緻的觀點差別、中間立場、漸進式的解決問題態度等)。較之於前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國在這三十年間始終有一種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的氛圍。由於這種心情,所有需要長時間、耐心檢驗和審慎準備的提議都難以被人接受,自由主義不過是在批評言論解禁、開始反抗教條主義之時,因為提供了一時的憧憬而得以在初期擁有短暫榮景。當曇花一現的發光發熱、一切障礙均被掃除後,自由主義就被其所協助孕育的其他新生思潮所超越而顯得停滯不前。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這些新生思潮中固然有左傾的,同樣也有右傾的。自由主義被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超越之前,就已先被右傾的民族主義打敗。這段時期各種思潮紛來雜沓,觀念的變化目不暇給,就像前文曾提及,現代中國的發展受到帝國主義和社會動盪的雙重壓力,使中間或第三勢力毫無作為,但是在理論上為社會和民族問題留下發展空間,這兩個原本對立的問題卻因為面對現實情況和既得利益維護者的作為,得以合而為一,為了結束這個局面所發展出來的革命也就必須同時具備民族和社會兩種性質。共產黨因此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從五四運動中汲取大量的養分後,擺脫國民黨,開始發展其自身的意識型態。

最後這一次意識型態爭鬥,其意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壓倒民族主義,而是後者吸收了前者。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對保衛並爭取民族尊嚴和解決社會不公最有效的思想體系,加上當時列寧領導對抗帝國主義革命成功的訊息可做為典範,這就讓這個外來的思想信念成為對抗外侮的最佳武器。而這個思想信念可以讓中國不必受到先進國家頤指氣使的羞辱,並將中國帶向無可迴避的現代化道路。

作為一種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更重新結合了一部分原本在五四運動中遭到全面批判的傳統文化。畢竟儒家思想已屬過去,任何人都可以客觀地重新審視其內容。在五四運動中極盡一切地批駁和嘲諷它,只是由於正值反抗傳統束縛的需要,一旦其壓迫者的地位遭到推翻,再回頭重新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仍然必須承認傳統文化中也擁有部分進步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將其全盤揚棄。更何況,傳統文化是民族建構的基礎,在西方文化面前並非一文不值。



日本借取西方國家技術維新自強,但由切腹到神風自殺飛機等特徵都顯示出她仍維持原有的民族性,這種模式在一九四○年代時被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中國在一九六七年時出現的一些跡象,例如部分恢復孔子的地位和一些歷數百年不變的排外情緒表現等等,讓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類似的理論:

在一連串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今天的中國又回到那個恆定不變的過去。共產革命不過是兜頭繞了個圈子罷了。當維護和頌揚民族驕傲的口號再度四處充斥時,一九四九年彷彿和一八四○年遙相呼應,不同的只是蠻夷列強的侵凌不再。新奉立的正統信條充滿了傳統觀念的影子。就像歷來改朝換代一般,歷史出現了驚人的延續性︰在一陣兵荒馬亂之後,新的王朝成立,另一個新的循環重新開始。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循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毛澤東所建立的不過是另一個王朝而已……

這種說法的確相當有說服力,就像史達林以「東方之光」強調應重新回到俄羅斯固有文化價值時,是不是就表示這是斯拉夫傳統的復辟呢?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現代性。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現在這個世紀的新問題。不論是一九六七年在北京盛行的「中國式共產主義」,或是國民黨的保守民族主義—就算後者的內涵是蔣介石所恢復的不合時宜的儒家思想和教條,而前者是救世主式的狂想—都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華夏中心主義」。經過近一世紀的試煉,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己不再有睥睨一切、高高在上的倨傲,而是成為極力求生的機制。現在的中國已是在萬隆會議上和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諸國平起平坐、共同討論合作事務的國家,而不是那個以天朝自居的帝國。中國知識分子以三個世代的時間檢證並成就了中國由天朝帝國思想轉為現代民族主義再變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代表著一段思想上的驚異旅程,確切地說,就是思想革命。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部分地區的社會情況或許可能不同,但這些情況不就是類似的原因歷經幾世紀以來一代接一代不斷積累,始終無法讓所有人在穩定統一的政治秩序下過著有規則可循的生活所造成的嗎?

這種反思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在於社會狀況本身的演變,另一個在於社會和政治的聯繫。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個人有兩點意見: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處境較之他們十八世紀的祖輩更不安定,而且不是源於人口增長的壓力。相對的,這些情況在共產革命前幾十年裡並不見得有惡化的傾向。農產品商業化在政治動盪期間仍然繼續發展、佃農繳交的地租數目維持穩定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雇農的待遇也約略增加。若不考慮季節性和偶發性變動起伏的話,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末至一九三○年間的平均借貸利息並沒有太大變化。就長期而言(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九年),並未發現土地有特殊集中的現象。或許在生計受威脅時才會偶爾發生土地讓渡集中的情形,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某些地主所賣出的土地恐怕較買進的土地還要多些:原因是政府稅賦負擔加重、地租收益不佳、被劫奪勒索、在城市投資商業或工業,以及送子嗣到國外讀書等。

提到稅賦負擔和治安問題,就必須開始談到政治環境。和前述的這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政治環境的確是每況愈下。非預期的氣候變動是一回事,諸如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一九三四年的嚴重乾旱和一九三六年的地方性(尤其是四川)旱災。當然,有效率的行政可以減緩這些災害在短期內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災害的反覆發生,被認為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在一九三八年人為造成的黃河決堤水災又是另一回事—蔣介石認為阻礙日軍推進較之造成幾百萬災民流離失所的危難更為重要。明確地說,戰火頻仍(包括日軍侵華和無休止的內戰)、軍隊肆虐、劫掠處處、治安惡化,交織成國民政府期間四十多年的國家景象,一如三個世紀前歐洲陷入三十年戰爭時的情況。較之不明確的經濟惡化和並非大規模的嚴重社會剝削,已經眾所周知的地方行政體系效能不彰和濫權,自然就是應該譴責的對象。

當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樣不能略而不提。雖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未達到全面性惡化(我也並未假設其存在),某些區域性和地方性的危機(如社會治安問題擴大、在混亂時期的衝突具有和戰爭同樣嚴重的影響)仍造成了許多悲劇,也引發了許多不滿,使共產革命得以自其中汲取養分。或者由於外國產品競爭,以及距中國千里之遙的國際市場商品價格起伏所造成的衝擊,或者僅是一項地方政治決策所造成的影響,一些原本極為興旺的小規模農產經營者—像是養蠶業者和種茶、菸、罌粟業者—也無法置身事外。這種情形所造成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影響,而是意味著波及國民政府時期農村民眾的整體生活:平均而言,農村整體生活並未比前一個世紀更惡劣(其中一部分人—在某些觀點下還幾乎是全部—甚至過得還比以前好一些),卻更不穩定且生命財產更沒有保障。我們不必誇大社會變化的節奏(此時雖然比過去快一些,但依然非常緩慢),也不必誇大新生事物深入中國及擴散所造成的衝擊,這裡應關注的是,昔日那種並非恆定不變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秩序開始被撕出了一些裂口,換言之,原本早已為人熟悉接納因而被視為安身立命之道的社會結構被動搖了(如一些機構組織逐漸衰退、一些風俗習慣也不再那麼被重視),這同時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質上的影響。甚至於連那些生命財產並未受到這些「厄運」波及的人(不然這些人還能如何詮釋?),從今而後在面對偶發的生存威脅時,也開始感到少了遮蔽與屏障。

在討論第二個問題之前,我要特別提出當時所謂「新生事物」的其中一項,這項事物不見得比許多其他新生事物更值得憂慮,卻與這一章所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關聯,因為它攸關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在儒家思想推波助瀾之下,帝國時期的地主/佃農的關係有如家父長制。而這種關係在後來卻變得愈來愈疏遠,「人性」也愈來愈少──或者說愈來愈沒有人情味。地主無法在地管理佃農的情形愈來愈普遍,由於在城市中受到其他價值觀的影響,地主也愈來愈沒有意願去關照自身對佃農的「責任」,於是將管理工作交給負責總務的人打理。某種職業性的中間人階級於焉發展起來,他們對待佃農的態度比傳統的豪門還要苛刻。到最後佃農變得不再認識他的「主人」,地主和耕作者之間的合約,也愈來愈倚賴文字契約而不再是簡單的口頭約定。在長江河谷的一些縣分,土地權利可以變成城市中一般商業買賣的標的物:公司可以購買土地並繳納應負擔的賦稅後從中賺取利潤。

傳統世家豪門的沒落並不讓人驚訝,即便物質條件沒有變差,以往形成這些世家豪門的支撐條件卻開始有了改變。難道如此就會讓長久以來的規律遭到挑戰嗎?對於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就比較簡單,但是更為關鍵。農民起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其中某些還獲致成功,但所得到的結果僅僅是改朝換代而已。當代一些重要新生事物中的一項,就是出現了一個有組織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不但方向明確,而且知道要運用、導引和轉化社會的不滿。我們已經看過它的形成(第三章),後面將會再回頭討論。如果說「組織性」是革命動力不可或缺的部分,表示僅只依靠社會弊病本身,仍不足以啟動革命。



農民問題及農民運動

農民問題雖然嚴重,但無論在意識上或行動上,農民並未因此形成相應的革命力量。由於鬆散而無章法,缺乏協調機制和確定的方向,農民運動始終採取被動守勢:只是偶爾起來反抗那些對他們造成侵害的現狀,但從未針對造成剝削和苦難的深層原因進行追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那些日後被納入革命隊伍的中國農民仍未作好準備。社會問題雖然嚴重,社會運動卻十分疲弱,這種強烈的反差在當時的中國並不令人意外。在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裡,只有極少數對中國情勢保持嚴謹態度的觀察家會認為: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已到了非動手解決不可的地步,而且若不予以翻天覆地之作為不足以徹底解決。即便如此,仍不足以推動革命。中國農民究竟在革命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所扮演的就是不斷供給共產主義成長養分的後備力量,這股力量雖源源不竭,但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他們也不過是一股盲目的力量。



第五章 改革或是革命?

南京十年

要檢證改革是否猶有可能,自然就要討論國民黨的執政時期,但並非因為國民黨以往曾經具有改革構想或是主張。早在二十世紀初期,東京的僑民和學生團體,就曾經在代表蘇俄社會民主思想的孫逸仙和繼承康有為理念的梁啟超之間發起一場論戰而導致分裂,在這場對舊世紀又一次的衝擊中,孫逸仙是革命路線的代表,國民黨爾後亦藉由暴力革命才成為執政黨。然而一旦執政,直到下台前的最後一刻,國民黨並沒能以其所作所為讓一般人感受到它具備改革精神。

換言之,國民黨基本上已經與那種能扮演旋乾轉坤的角色漸行漸遠,反而由其對手共產黨取而代之,成為具備這種力量的象徵。因此,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革命,就成為這個時代唯一總綰中國革命的代表,別無他者能出其右。基於這個認識,以及了解中國情勢已難容妥協和圓融多元政治的發展空間,國民黨統治時期似乎成了漸進改革最後一搏的機會。儘管南京政府的能力不足且弊病叢生,但這個政府已經是美國學者費正清所說的「中國僅見最現代化的政府」──一個具有真正專業的財政部、鐵道部、工業部等等部門的政府。中央行政部門作出各種調查、規劃、構想,一些有見識的年輕官員投身其中,他們鑽研外國經驗並從中借鑒。南京醞釀出來的氛圍讓當時各方印象深刻,其中不乏有些原本完全不看好中國人的外國觀察家。他們公開表示,這個原本有如一灘死水的國家開始有了改變:終於出現一個決定跳出陳腐積習的政權。

就由於這樣的說法,使我們有必要好好檢視這段時期的發展。特別是對其未關照到的部分,就是國民黨究竟有沒有能力為蹂躪這個國家已久的苦難帶來正面且進步的解決方案。為了持平而論,我們以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間為斷限,觀察國民黨對於中國人民迫切的需求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或者企圖提供什麼方案。這段期間也就是費正清所稱的「南京十年」。到了一九三七年之後,戰火已不再容許它從容地從事長期改革。



不夠格的法西斯

南京政府想要取法的西方對象,只怕不會是民主國家,而是極權政府。民主闕如、一黨專政,南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這種政治氛圍,我們無法在舊世界的成例中找到能與之對照的極權國家。國民黨主政下的中國,與法西斯治下的政權和史達林治下的蘇俄仍有千里之遙。至於蔣介石對中國的統治能否算是極權專制?恐怕這只是他的企圖罷了。希特勒還是在萬方擁載之下登上大位,尤其獲得政治領袖的明顯支持,但知識分子亦不落人後:這就是當時的中國所企望學習的榜樣,一種能團結「一盤散沙」般的中國人(孫逸仙語,參見頁二二七)以及使中國現代化的仙丹妙法。陷於絕境的國民黨人最後不得不重拾前人牙慧,向列寧主義靠攏:他們認為,在蘇俄能行得通的方法在中國也一樣可以,唯一的不同點是,與國民黨為敵的是共產黨,因為他們被認為危害到了神聖的統一大業。

在歐洲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馬克思主義和一些林林總總的其他什麼「主義」,例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物質主義等,都是分化和削弱國家的禍端。爭議遭到壓制、寬容不再,民主亦被棄之如敝屣,對國民政府而言,它所要面對的選項已不是專制和民主,而是要在專制和分裂中作出抉擇。

他們認為中國要以歐洲專制政體為師,團結在單一領袖的周圍,無條件對其服從,使他能鑄造出一個受世界其他國家尊崇的強國:「我們正需要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史達林!」

但是,成就一個中國希特勒的願望,只是心照不宣地存在於蔣介石的跟隨者心中。一個仿效墨索里尼黑衫黨的組織成立了,日本人名之曰「藍衣社」,其成員全心全意奉蔣為領袖。這個由蔣氏所領導的軍事化組織是黃埔系內部的一個分支,吸收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而成立,這些藍衣社成員主導公民組訓及推動軍事化精神教育。「力行社」是另一個黃埔系的內部組織,它更是菁英中的菁英,其性質更接近法西斯主義。這個組織滲透到政治、大學和各個青年組織之中,在各處推動個人紀律和軍事化要求、民族思想以及對「領袖」(即蔣個人)的服從。

究其實際,這是一個刻意由精簡的成員所組成的祕密組織,可能有推動法西斯運動的企圖,但終究未能實現,卻轉而進行群眾動員工作。這就是蔣政權與歐洲法西斯主義最大的不同處。另一個相異之處則更明顯,在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無法實施如同義大利一般的極權統治,更遑論與德國相比。

這個政權因派系惡鬥而癱瘓,更無力使地方順服。在中央層級,不只有蔣氏勢力和國民黨內其他各派(左派的汪精衛和右派的胡漢民)相爭,蔣氏勢力內部各軍事派系為爭寵亦彼此爭鬥,文人派系間也同樣惡鬥不休。

這個政權在飽受各方勢力拉扯下,更加無法推動政令,也無法維持各省治安。只能說這是個「虛弱」的軍事專制,凶狠有餘但效率盪然。而地方行政機關的行徑更是矛盾處處,鄉村民眾只把它當作無可避免之惡,並不奢望從那裡獲得任何安全保障。這些機關無法保護他們免於盜匪劫掠,只會徵稅和要求他們從事修築道路等的徭役,而所修築的道路卻恰是建在這些服徭役者的田地上。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鄉村民眾也很少和地方行政機關打交道,或更明確的說,和地方行政機關的所屬機構有所往來。地方上像是鎮、村、堡(通常是由百餘戶組成的聚落)的負責人並未向地方行政機關支領薪津,都是自行負擔徭役所需的獸力,甚至於負擔上繳的稅收、負擔徭役者的費用和無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