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

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

定價 $233.00 $0.00 單價
作者  : 岩井茂樹
出版社 : 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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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國的天朝秩序 VS 清帝國的互市秩序
閉關自守、官方貿易 VS 開放交流、民間貿易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為何在明清二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

明代朝貢→造就倭寇及滿洲興起,最終促使帝國自身的衰亡!
清代朝貢→締造東亞和平與貿易繁榮,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礎!
五百年來的「朝貢秩序」演變,對東亞歷史的影響,究竟該如何解釋?


  日本中國史權威學者,深入漢、滿、日等多元史料
  從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角度,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重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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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滿洲貿易性格+大清沉默外交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開放觀念,如何促進跨國貿易,造就了東亞和平與繁榮?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體系論VS互市秩序論
  挑戰過往學術權威、重新解釋近世東亞歷史發展的宏觀作品!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作者簡介

岩井茂樹(いわい しげき)


  日本歷史學者,一九五五年生於日本福岡縣,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並取得文學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作為日本文部省的公派留學生赴中國南開大學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留學。一九八三年起歷任京都大學文學系教學助理,京都產業大學經濟系講師、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二○○二年至今,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期間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

  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代表作為《中國近世財政史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此外,曾編著《中國近世社會秩序的形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合著《「使琉球録」解題及相關研究》(榕樹書林,1999)、《檔案中的中國近代史》(有斐閣,1996)、《亞細亞的歷史與文化5》(同朋舍,1995)、《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河合文化研究所,1993),並發表論文數十篇。

校訂者簡介

鄭天恩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何謂中華、何謂漢》、《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

譯者簡介

廖怡錚


  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從東南亞到東協》。

作者:岩井茂樹
譯者:廖怡錚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2-03
ISBN:9789860763980
頁數:560
規格:15 x 23 x 3.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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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敏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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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劉序楓/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依姓名筆劃排列)

◎推薦序|廖敏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序章|對「朝貢體系論」的重新檢討

一、對天朝而言的朝貢與互市
二、制度與概念
三、朝貢體系的邏輯及其性質

◎第一章|明朝擴大朝貢策略與禮制的霸權主義
緒論
一、霸權的架構
二、對外關係的重新構築
三、禮制的反射與折射
小結

◎第二章|貿易壟斷與明朝的海禁政策
緒論
一、宋元時代的市舶司與貿易壟斷
二、自然經濟與禮法秩序
三、對日經濟制裁與海禁的強化
四、貿易壟斷與朝貢一元體制
小結

◎第三章|邊陲社會與「商業熱潮」
緒論
一、越境的華人們
二、邊陲的商業熱潮
三、中心與邊陲
四、在邊境奔流的白銀
小結

◎第四章|十六世紀中國對交易秩序的摸索與互市
緒論
一、「祖宗家法」
二、廣東、禮部、戶部
三、抽分制度的確立
四、「一切之法」與客綱
伍、「以不治治之」
小結

◎第五章|清代的互市制度與「沉默外交」
緒論
一、「反清復明」的終結與海禁的解除
二、互市的離心性與合理性
三、正德新令引發的糾紛
四、一七四〇年爪哇華人大屠殺與互市
小結

◎第六章|南洋海禁政策的撤廢及其意義
緒論
一、南洋海禁及其前後狀況
二、海外華人情報與海防
小結

◎終章|互市制度當中的自由與隔離
緒論
一、朝貢、海禁、互市的相互糾結
二、壟斷與自由
三、互市所見的自由
四、政權與商人的互動
五、外交上的消極性
六、「互市諸國」的概念
七、貿易的管理與隔離
尾聲

後記
注釋
參考書目
  

〈越境的華人們〉
一五五〇年代,鄭曉以鳳陽巡撫的身分,負責處理長江以北的防倭事宜,之後又以刑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的身分,參與北方邊防的問題。由於他具備深厚的學識與豐富的經驗,因此以邊境問題專家之姿享有盛名。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撰著的《皇明四夷考》序文中,鄭曉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嗚呼,能均衡覆載者為天德,能辨華夷者為王道。過去是外夷進入中華,今日卻是華人進入外夷。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為我華人。雲中、閩浙的憂患方興未艾。因此謹慎封守者並非單單只注重抵禦外侮,同時也要鞏固內防。池魚思念故淵,飛鳥眷戀舊林,人情不也是一樣嗎?這些人忍心捐棄其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服從異類,必定是有大大的不得已……嘉靖甲子(四十三年)三月朔日,鄭曉識。

所謂「雲中」,指的是當時在北方最前線、與蒙古對峙的據點大同。在大同邊外,形成了以「板升」之名為人所知的華人聚落;俺答汗一面將這些華人納入麾下,一面要求對明通貢、反覆入寇,對明朝產生很大的威脅。另一方面,東南沿岸以福建與浙江為中心的地區,則是暴露在倭寇的搶掠危險之下;這些倭寇,是已經海盜化的華夷混合海上貿易組織。現今在俺答汗麾下的趙全等板升頭目、以及王直以下的倭寇頭目,應該就是鄭曉腦海中揮之不去,騷擾北方邊境與東南沿岸的元兇──「入夷狄之華人」吧!

鄭曉一邊以當局者的身分持續對抗「北虜南倭」,一邊在相隔千餘里的內陸與海上同時併發的危機中,找出了「華人入外夷」、也就是「跨越言語與種族的混合集團之出現」這個共通點。即便入寇、不久也會被中華文明馴化的昔日外夷,與現今自己時代所面對的邊境問題之間,存在著歷史性的差異。能夠從表面的現象中,敏銳察覺出同時代危機的歷史性本質,鄭曉毫無疑問地擁有這樣的能力。

鄭曉所認知到邊境危機的新性質,究竟發生何種事態,才為人所察覺的呢?又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了跨越言語與種族的現象呢?鄭曉等人毫無疑問,必定是在十六、十七世紀中國北方邊境社會所經歷的變動中,察覺出動搖當時整個東亞世界經濟和社會的共振關係;而這種經濟和社會的動搖,又孕生出了摧毀朝貢一元體制的人們。本章的課題,便是探討「華人入外夷」時代的特質,及其歷史性的歸趨。

過去在中國,明代的倭寇問題普遍被視為防衛外敵入侵的戰爭,對象是以倭人為主體。近年來,繼戴裔煊之後,林仁川與李金明等人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對「倭寇」的評價,也逐漸轉變成「對明朝的朝貢—海禁體制之反抗」。然而這樣的評價,日本的小葉田惇和佐久間重男等研究者,早就已經提倡許久了。說到底,對當時的明朝相關人士而言,倭寇是華夷混合的武裝商業組織這一認知,其實是他們在處理問題之際,基本的理解事項。

鄭曉認為,倭奴利用華人作為協助之耳目,華人利用倭奴作為爪牙,彼此相互依附,出沒在海島,取得龐大的貿易利益,如今即便是斷絕了貿易,也會用盡各種手段想辦法往來,因此只要是牟利(追求利益)的途徑受到阻礙,就會成為紛爭動亂的原因。基於上述的認知,鄭曉嚴厲批判了貿易的禁止,也就是海禁絕貢政策。另一方面,屠仲律也有清楚的認識。他表示,由海賊所起的紛亂,起因是沿岸奸民通番互市,亦即與海外進行交易所致;倭寇的實際狀況是夷人占十分之一,逃亡的罪犯占十分之二,浙江省的寧波、紹興人占十分之五,福建省的漳州、泉州、福州人占十分之九,換言之,「編戶齊民」,也就是中國人民,占了絕大部分的比例。

當時,自廣東、福建、浙江的沿岸,至南方的東南亞、呂宋,日本西南地區一帶,究竟有多少的華人是「通番互市之奸民」,也就是以貿易業者、海盜或是和平的居留者等身分,與番夷混合著一同生活呢?其估計的數量恐怕可以達到十幾萬至數十萬之多。如同鄭曉的提醒一般,華人進入了夷狄之內,跨越了種族和語言,在一種共同社會形式下活動,在中國社會邊境的東海、南海方面,是非常顯著的現象。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方邊境,在某種含義上,也是進行著與此平行的現象。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投身至俺答汗麾下的華人聚落──「板升」的發展。關於板升,萩原淳平已有詳細的論述。荻原先生提醒,在俺答汗順義王家的統治下,形成了「牧農王國」,這點「即便是在北方遊牧民族的歷史上,也是特異的社會現象」山西省的邊外,光是以現今呼和浩特(明代的歸化城,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地區,自十六世紀中葉起至下半葉期間,在長城線的北側,就有一個由農民與手工業者所組成、足以維持中國式生活文化,人口約十萬人的社會急速發展。這即便是在中國社會的歷史上,也可以說是「特異的社會現象」。另外,在西邊的鄂爾多斯方面,俺答汗之兄──袞必里克.墨爾根.濟農「虜掠我邊人六七萬,強勢愈盛」,將強制或是自願移居邊外的華人社會置於其統治之下,也是相當值得矚目的歷史現象。

伴隨著一五七一年的隆慶和議(俺答汗封貢),關於俺答汗與昆都倫汗(老把都)兄弟統治的勢力,更為確切的情報得以傳遞到明朝方面。

在這個時間點的大小板升,漢人約有五萬多人,其中白蓮教徒一萬人,總稱為「夷」的非漢人,則只有大約兩千多人。因為和議,趙全等華人首領被綑縛至北京,曝屍東市,但是並未採取讓板升居民全數返還內地的政策。其後,隨著北邊互市的發展,邊外的農耕、農牧社會獲得了更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以華人為主體的板升本身,與支配板升的遊牧民族蒙古,未必只是因納貢者與接受納貢者這種經濟上的收受關係而結合在一起。就像注意到「牧農王國」現象一般,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他們已經構成了一個擁有高度共同性的社會。

在瞿九思的《萬曆武功錄》中,記錄了以邊軍士兵之身,投靠俺答而成為「酋長」的張彥文,以及統率由流亡漢人組成、多達兩千人隊伍的劉四等人物:

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十一月,張彥文在大同總兵劉漢的統率之下,出戰平虜及湯西河,棄其旗鼓,逃亡至俺答的陣營,改蒙古風的名字為羊忽祿。他過去原本是有軍功獲得褒賞的人物,現在卻因此轉為酋長。在此之前,在游擊將軍李應祿麾下的士兵劉四,又名天麒,因為李應祿的嚴厲,加上怨恨兵糧受到不當剝削,因而打算逃亡。於是,劉四與陳世賢、王麒謀殺了李應祿,帶著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逃亡至俺答處,也改名為劉參將。之後,他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一同引導蒙古騎兵萬餘人,從大同左營的黑龍王墩入侵內地,擊潰雲陽堡等共五十餘座堡,殺害虜掠一千六百餘人,掠奪馬牛羊共七千八百餘頭。俺答將虜掠來的人以及亡命漢人二千餘人分派到劉四的管理之下。劉四隨即令漢人修築土堡一座。其堡周長約一公里,有馬牛五千頭,穀類五千餘石。

兩年後,趙全等華人領袖,與俺答汗及其子辛愛黃台吉的十多萬大軍,一同越過長城,入侵通州、順義、平谷等地,威脅北京。返還後,俺答汗授與趙全「把都兒哈」的稱號,使其統率一萬餘人的漢人部隊。趙全等人則哄抬俺答汗為皇帝,為其建設城郭宮殿等。

俺答汗在自己的麾下設置板升社會與漢人頭目,形成跨越種族的統合組織;透過這種方式,他變成了一種與過去蒙古和瓦剌各部不同性質的威脅。鄂爾多斯的濟農、土默特以及喀喇沁的俺答汗兄弟率領的右翼蒙古,南下至明朝長城一線附近,這件事本身讓明朝與蒙古的關係,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不只如此,過去明朝有效的邊鎮軍事配置以及防衛能力,在這個時期也失去了優勢。這都是起因於蒙古方面採取「登我叛人,(明朝)虛實盡諳」的戰術以及裝備的發展。成長於北方的尹畊,在其著作《塞語》中詳細論述了內外戰力逆轉的實際狀況。與編成滿、蒙、漢八旗,各自擁戴努爾哈赤、皇太極為君主,以軍事國家之姿進行統合的清朝一樣,我們可以從中看見一個包含多種族集團的多重帝國之原始型態。在十六世紀中葉中國的北方邊境,跨越了種族與言語的共同社會正逐漸成形。這與環繞著東海、南海的邊境地帶狀況是如出一徹。

在整個北方邊境當中,東北邊境很早就形成了漢族、女直(女真)、朝鮮、蒙古混雜的狀態。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年),女真人驅使中國人從事農耕,被視為一大問題。另外,在一四七〇年代下半葉也發生了事件,逃亡的東寧衛住民假冒建州酋長的名號入貢關市。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在這個地區,以中國本土與朝鮮之間的經濟關係為主軸,進行了社會的流動化與秩序的重新塑形。首先,關於華人的越境—定居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板升在這個地區也是十分發達的現象。板升不只是在大同邊外,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朵顏等所謂的兀良哈三衛之中,記錄有「漢人眾多,幸好他們願意向我國邊吏陳訴(入寇的謀略)」。在遼東,官軍流亡佚失的狀況相當嚴重。以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的饑荒為契機,據說在七萬兩千人的員額中,消失了三分之二。此外,不單只是邊外,在遼東半島沿岸的各個島嶼上,「奸民之闌出」也十分明顯。

萬曆年間,在遼東明朝統治區域最北端的開原(三萬衛)擔任地方官的馮瑗,記錄下遼東邊牆外的板升。根據馮瑗的認識,板升是「夷人的佃戶」,因此當地的漢人應該是在蒙古人、女真人頭目的支配乃至於庇護下從事農業,並且支付某種形式的貢賦給支配者。而從「虜的營帳多在樓子旁,其左右前後三四十里,即為板升」的觀察來看,其社會空間推測如下:接近遼東邊牆的蒙古人們,以有樓台的家屋為中心建造帳幕營地,其周邊則廣布著漢人農民的耕地與聚落。遊牧的蒙古各部族,在遼東邊牆附近開始過著這種營帳型態的生活,果然堪稱「即使在北方遊牧民族歷史上,也算是特異的社會現象」。

熊廷弼指出,原本從冬季到春季這一段缺乏牧草的時期,騎馬軍團的戰力相對也會降低,中國可以取得短暫的喘息。然而,與邊外發達的農業地帶聯合,又或是將農業地帶置於統治之下,使得糧秣的安定確保成為可行後,騎馬軍團就成為一整年毫無間斷的威脅。華夷混合生活的進展,對於周邊遊牧社會的歷史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根據陳仁錫的認知,遼東板升的居民,一方面在邊牆附近接受明朝當局的賞賜,展現出貌似「護邊」的一面,另一方面則是成為努爾哈赤陣營的「細作」,也就是通敵者,在掠奪品上也分了一杯羹。女真人原本就有一部分是過著農耕生活,因此對漢人而言,也算是在有親近感的社會下生活。遼東的漢人雖然毫無疑問,從很早開始就不斷滲透、移居到女真統治地區,但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作為漢地與女真統治區域界線的邊牆外側,甘犯禁令「闌出」的漢人形影則是益發顯著。根據馮瑗的證詞,在開原南方約二十公里處的松山堡附近,「往年是華夷雜處,互通有無,享有安堵之福」的狀態。馮瑗所說的「往年」,是女真在萬汗(王台)(當時盤踞在烏拉[海西女真]的哈達寨)的霸權下,與明朝維持著友好關係開始,到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的結合,為遼東帶來繁榮的這一段期間,也就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到這個時期為止,以生活物資交易為基礎的種族混融社會已在這個地區成型。鄭曉的看法是,在遼東,因為很早就在關卡進行互市的緣故,所以很難防止華人與女真、蒙古的相互滲透。

除此之外,在遼東地區,萬曆初年,一五七〇年代以遼東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等為中心,試圖往建州女真的領域寬奠(寬甸)方面擴張勢力。在這個地區,也有大量自內地前來的農民流入,進行開墾並發展與女真的交易;在十七世紀初期,據說數目達到六萬戶以上。根據何爾健的說法,生活在明與建州女真交錯區域的華人人口,遠遠超過十萬以上。

對於努爾哈赤效法前輩俺答汗,積極招徠華人之事,也有許多論者提出警告。馮瑗便感嘆,對於努爾哈赤「殺掠我人民,掠奪我牛馬,招徠反叛亡命者」的做法,明朝只能袖手旁觀,這對開原而言是一項威脅。

華夏之民,夷虜屬民,不依歸於任何一邊,靈活且堅韌求生存的人們;在明末的邊境社會接二連三出現的,不就是這樣的人群嗎?越境者大量湧現的社會現象,是在複雜的因果關係交相影響之下的結果,雖然無法期待全盤理解,但是首先應該可以依循當時人們的認知來進行推論。

在這時期有關邊境問題的論述,呈現出一種率直的認知:選擇歸服外夷、與之共同生活的人們,是因為在內地生活時受到政治權力威脅,因此他們想得到自由,才走上叛逃亡命之路。

(摘自:〈第三章:邊境社會與「商業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