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定價 $132.00 $85.80 單價
作者  : 羅永生
出版社 : 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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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同時論及殖民權力的無所不在和香港華人的身份爭議,它既不想止步於刻劃香港文化的混雜特色,也不停留於記述已由一些香港史家點出過的某些華洋合謀史實。與此相反,本書打算處理香港的中華性和殖民歷史如何互相交錯,以便推翻殘留在後殖民文化研究當中的觀念二元論。有鑑於此,本書以勾結共謀關係為關鍵,藉此拓展認識香港權力形構的分析框架。這不是說香港是殖民統治依賴勾結共謀關係的唯一地方,而是把無所不在的勾結共謀關係的存在,用作為一個便利卻遭人們忽視的切入點,通過它來探究香港這種形態特異的文化景觀。本書述及與此相關的多種利益和勢力,以便展示這些多樣的殖民文化形態(亦即眾數的殖民性)所呈現的流動性和可變性。 

羅永生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家國外》《殖民無間道》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編著《誰的城市》《學科.知識.權力》《社會科學的措辭》《解殖與民族主義》等。 

作者:羅永生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6/01
ISBN:9780199411740
頁數:344
規格:15.2 x 22.8 x 1.72 cm
 

中文版序 

導言:殖民性與香港的中華性 
重新思索殖民主義 
易變的殖民性與中華性的構建 

Ⅰ 勾結共謀與各式機構 

第1章 勾結共謀殖民主義的社會經緯 
地方與區域共同鑄就的殖民主義 
鴉片與苦力,建造與承包 
隔離統治與華人社群形構 
殖民時代香港華人精英的(自行)崛起 
作為勾結共謀機構的慈善事業 
勾結共謀殖民主義的宗法元素 

第2章 文化殖民性:英語與教育 
挾戰艦之力傳教 
理雅各.遷就主義者還是世俗主義者? 
東方主義還是盎格魯主義? 
服務於啟蒙和政府的教育 
從多元文化主義到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英語教育的本地化 

第3章 帝國主義教學法 接管治與香港大學 
西學及面向中國的帝國大學 
進一步學習西方 
作為共謀事業的「真正帝國使命」 
物質主義與道德的聯姻 
品性培養 尋找新的殖民治理術 
對被殖民者的開明治理 
作為教育哲學的間接管治 
借支持方言教育實施控制 
荒漠邊緣的燈塔 

Ⅱ 香港的居間性 

第4章 殖民地知識階層的雙重身份:何啟 
商戰與重商主義改良派 
君主立憲派與革命派 
國父及其香港贊助人 
歷史與國族啟蒙 
一位改良主義愛國者的誕生 
辮子的價值 華人身份的用場 
熱心共謀者眼下的殖民主義 
共謀者的殖民主體性 

第5章 中華文化國族主義與華南地方主義 
殖民傳統主義:金文泰的餘緒 
中華性的殖民建構 
舶來的文化國族主義 
香港 政治殖民地與文化沙漠 
邊緣批評「邊緣中的邊緣」 
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 誰的方言? 
民族國家邏輯? 
香港大眾文化:地方形式還是低俗形式? 
不是方言,是懷想不一樣的民族 
另一種世界主義 關於中華往昔的不同記憶 

第6章 文化冷戰與離散民族 
離散國族主義與文化冷戰 
關於「海外中華」的政治想像 
殖民地上的國族精神 新儒家 
重塑中華性 
在香港修訂文化國族主義 
勾結共謀殖民統治的冷戰轉變 
想像香港的文化政治 

Ⅲ 揮之不去的殖民主義 

第7章 殖民權力本地化與回歸中國 
身份危機向左轉:回歸話語 
「海外中華」激進化?───保釣運動與火紅年代 
作為精神救贖的回歸 
作為理性選擇及現代化理論應用的回歸 
從匪情研究到國情研究 
社會動員的倫理 
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都市社會與去政治化 
殖民者(們)的宏大政治設計 
再殖民化的國族大計 

第8章 北進殖民主義 重塑香港華人 
反對邊緣性、打倒混雜性、棄絕居間性 
共犯的後殖民主義? 
大眾文學中的北進殖民主義 
愛國資本主義的福音 
居間者的文化帝國主義 
全球化與北進殖民主義 
錯置的後殖民主義,抑或女性化的殖民主義? 
捨棄地緣政治,抑或警惕飛去來式殖民主義? 

結論.重建殖民權力的理論 
在香港再思後殖民理論 
空間關係與殖民權力 

 

中文版序

  這本書的英文版Collaborative Colonu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出版於2009年,不過它的初稿,亦即筆者在悉尼科技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早於2002年已經就緒。很高興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夠在今年2015年和讀者見面。但無論是上面提及的哪一個日子,對這本書討論的課題都有特別的意義。

  2002年的香港,董建華由一個只有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在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特首,為下一年「七一大遊行」的政治風暴埋下了計時炸彈。2009年,適逢「反高鐵J運動爆發,把所謂「八十後」新一代推動的城市社會運動引領上一個高峰,也為隨後香港本土意識的急劇升溫,奠下基礎。到了2015年,香港則徘徊在上年「雨傘運動」的餘熱當中,努力尋找方向。這些事件,都是九七年香港主權交接之後的重要歷史時刻,當中的事和本書討論的課題.亦即香港殖民權力的特質和這種殖民權力對香港命運的影響,都有密切的關係。一本以一百五十多年英治歲月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書,當然沒有預知未來社會政治變化的能力,但在香港殖民權力體制的「勾結共謀」性質被了解之後,將來香港問題的發展軌跡,亦會有跡可尋。我期望本書中文版的面世,能夠讓讀者去思考和辯論相關的問題時,有一系列可供參考的歷史座標。

  事實上,勾結共謀關係如何是殖民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學術界的討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種關係不單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歐洲蘊民主義餘緒對今日世界的影響,更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歐洲殖民主義餘緒對今日世界的影響,更可以讓我們反思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局限。本書的一個重要論題,就是希望在「殖民主義vs國族主義」的二元框架之外,另尋殖民權力分析的進路。這種嘗試,亦與筆者在另外一些文章,提出需要重新以殖民城市的視角,審視香港的殖民經驗有關。簡單來說,要更全面地掌握香港,我們更要把香港放在東亞及東南亞大大小小殖民城市在歷史上相互關聯的角度,來重新書寫這區域的殖民故事。這種以城市及城市網絡為單位的殖民故事。這種以城市及城市網絡為單位的殖民故事,會有助於我們了解今日全球化/後民族國家年代新的空間文化政治動力。

  這幾年來,關於亞洲和中國通商口岸城市(port cities)的研究相繼面世,東南亞的海洋連帶關係被更多研究者關注,更突顯出過去國族主義分析架構的不足。事實上,在廣義的後殖民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獨立後的民族國家政權,往往將自己的正當性建基在解殖承諾之上。國族政權每每針對殖民時期建立的城市,宣稱要實施一些去殖民化政策,象徵性地擺出反帝的姿態。可是,在發展主義的邏輯支配底下,城市與城市賴以生存的腹地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不單沒有被消除,反而得以強化。城市在協助組織資本累積所需的新的全球分工,它們之間也以全新的條件互相競爭。因殖民而建成的城市,也就快速地成為新殖民主義政經權力再度復活的溫床,使去殖民化政策流於空談或姿勢。這些城市今日以既非國族所能劃定的方式,亦非舊殖民宗主能掌控的方式,衍生出新的城市生活面貌,塑造新的城市政治經濟體系和城市間競爭的格局。

  在這些城市當中,它們的殖民過去不單為這些城市留下了它的地貌、城市規劃的制度、充滿歷史風昧的建築和各種基礎設施,也為居住在這些城市的市民們留下豐富的文化記憶、生活習慣、思考方式、舉止談吐和美學品味等等。這種種國族文化改革大計未能全面整頓清除過去痕跡的地方,殖民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雖屢經驅魔解咒的批判風浪,但總能乘時勢而回返,縈繞不斷。而在香港,更因為它的殖民權力行使方式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受到各方的「呵護」,免於受到歷坎戰亂和革命的直接衝擊。所以,此城的殖民過去亦難免成為九七之後各方懷戀的對象。這也是香港新近出現的「戀殖」現象的直接原因。

  事實上,能夠被「戀殖」者看上的,自必然是殖民城市帶、來「殖民現代性」的一面,例如文官制度、法治、廉政、專業主義、城市規劃,以及市民的「文明教養」、寬容、自律、衛生、禮貌、端莊舉止,甚至優雅品味等。不過,另一批同樣有「戀殖」情懷的,他們所戀的更多其實是香港「殖民傳統主義」的那一部分(見本書第五章)。他們當然不是那些拿著「龍獅旗」、「港英旗」在街上揮舞的青年,甚或不是那些要求香港重新「回歸」英國統治的那些「歸英派」。不過,他們同樣懷緬殖民地時代大部分人都甘願當順民,社會沒有爭執,沒有甚麼人為民主權利、自由權利呼喊或爭吵的殖民黃金歲月。而在社會管有政治權力的上層,他們的「戀殖」心思就更為赤裸。他們會公開嘲弄、質問那些執持改革信念的人,為甚麼過去一百多年來不見他們來要求民主?黑人花了數百年才爭到投票權,為甚麼現在的香港人要急不及待?……諸如此類。不過,最坦白的還是那些稱「中央」為我們的「宗主國」的,他們不用如學者周蕾那樣去將香港九七過渡描繪為﹝從一個殖民者到另一個殖民者」,因為他們自有一套語言,無縫無礙地將「回歸祖國」演譯為「從一個宗主國到另一個宗主國」。

  事實上,中文世界對殖民主義、殖民經驗並不顯得太過陌生,例如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往往被優雅地翻譯為「理藩院」,說明中國歷來對殖民關係有一套對應的詞彙。原因在於中國也有極為豐富的帝國經驗。過去,這些詞彙和思考被掩藏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正確用辭下,被遮抹被遺忘。今天,隨著中國關於自身的帝國形象被各式「天下主義」/「天朝主義」重新整裝打扮後再粉墨登場,帝國技術和殖民概念的互通互換就愈顯得順理成章。

  其實,魯迅在1927年到訪香港曾經寫下他對香港的觀察,佐證了在勾結共謀的殖民關係下殖民經驗的互通性。他寫道:

  香港雖只 一 島,卻活畫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 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J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逃入深山的苗瑤,是受不了中原歷代朝廷的壓迫和歧視,並非西歐列強欺凌的結果。魯迅在香港一眼看到的「洋人主子」、「高等華人」與「奴氣同胞」共同組成的殖民結構,立即聯想到前代吃苦的土人,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現在與將來,顯見英式殖民與過去朝廷理藩,其實都是壓迫底層/土著的權力結構。英帝國和清帝國給予香港的是兩套其實可以互相交換的象徵權力秩序。畢竟,殖民治理和覊麾治理縱有分殊但其實骨子襄還是可以互通,可以共謀,可以勾結的。今天,「洋人主子」歸西而去, 「高等華人」換裝為「高等港人」,「奴氣同胞」不是去積極逢迎就是消極認命,皆因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仍在。

  最後,本書中文版的面世,如非得林道群先生大力鞭策,實難短期成事。謹此致謝。


2015年5月

 

"導言:殖民性與香港的中華性

1842年奪佔香港之後,直到不久之前的1997年為止,英帝國主義勢力長期統治著香港,賦予它自由港和殖民地的雙重身份。然而,不管是在大眾話語當中,還是在學術話語當中,人們幾乎忘記了香港的殖民地身份。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歷史著述通常會衍生一個關於香港繁榮的浪漫化故事,將香港描繪為一個自由經濟的烏托邦。此類敘述對殖民統治滿懷同情,欣然承認香港是一個「脫胎於不毛島礁的資本主義天堂」(Endacott 1964﹔Woronoff 1980﹔Ngo1999: 120)。按照這種說法,英國人到來之前的香港不過是座荒島,是殖民政府的善政和良策把這塊不毛島礁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大都會。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敘述極力鼓吹香港的成功之道,論說的前提則是香港是個獨立的經濟體。它篩去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便是香港逾150年殖民統治的影響。這種選擇性的信息過濾粉飾了香港的殖民統治,似乎後者只是一套允許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開明框架 。此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同一種敘述都把殖民政府說成了一種奉行不干預原則的權力:英國人從未對香港實行經濟剝削,香港一直是東西文化藉以交會的一片中立土壤,從不曾成為帝國主義者的屬地。
過去二十年中從大陸來到香港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如今正在撰寫九七之前的香港史。諷刺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喜歡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史家為伍,不假思索地把香港的繁榮歸功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自由市場經濟。作為「回歸」時刻的意識形態依據,他們的著作在九七之前迅速出爐,始終都在毫不含糊地申說香港自古屬於中國的愛國主張。他們急不可耐地揪出英國人的幾樁惡行,抨擊過往的一些種族主義政策,同時稱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貢獻(Yua and Liu1994﹔Liu 1997)。由於他們的政治任務僅僅是為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回歸」中國找依據,他們的反英挺中論斷便只能局限於一種極不全面、極其膚淺的殖民史觀。由此而來的則是一些權宜折中的文本,將關於香港的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敘述移入預先擺好的中華國族主義框子,儘管這種敘述充斥著對英國殖民統治的辯解和維護。*
囿於同一個自由主義一現代主義框架,這些關於香港的歷史著述都是在幾近一成不變地重複那個奇蹟般的成功故事。也就是說,雖然受了日本佔領、中國革命和內戰的打擾,香港依然秀出群倫,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典範,擁有敢動自由市場增長快車的獨門秘笈(Endacott1964﹔Miners 1981﹔Rabushka 1973, 1979)。

重新思索殖民主義

前述的香港成功故事雖然膾炙人口,我們卻找不到甚麼證據來證明,香港是由一批以中國為基地的新興資產階級所具備的創業精神,就推動了自生性的資本主義增長(Choi,A.H. 1999)。同樣經不起嚴格事實考驗的說法是,香港的經濟增長是獨立的,沒有受到地區政治及經濟形構的影響。新近的修正主義歷史著述已經檳棄這些無憑無據的諭斷,轉而聚焦於殖民政府的重要角色、它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以及地區性經濟網絡的形成。舉例來說,人們曾普遍認為,以往統治香港的是一個中立的行政型政府,這個政府奉行不干預的原則。吳德榮和蔡幸強都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駁(Ngo1999﹔Choi 1999),並且認為,另外一些說法也不一定站得住腳,比如說香港是一個原子化社會,香港民眾摸不關心,其心態天然適合官僚式殖民管制(例見Lau1982),如此等等。概言之,關於香港的修正主義歷史著述挑戰了這些幾近老生常談的觀點,並且認為,脫離了殖民主義,人們就無法理解香港社會。這類歷史著述首先假定,香港是一個獨特的殖民城市,繼而提出,應該對相應的殖民制度進行詳盡的考察。這類歷史著述認為殖民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以政治手段強加的統治,藉此凸顯殖民政府的強烈干預,進而辨明旨在維繫支配地位的各種統治策略。比如說,這類著述已經表明,殖民政府曾一再漠視產業升級的呼籲,由此讓親英的貿易界及銀行界獲掏了優勢(Choi1999﹔Ngo 1999),與此相類,文基賢認為,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殖民政府及歐洲統治者管制下層華人居民的手段(Munn1999, 2001)。簡言之,這類歷史著述的作者都在思考殖民政府的角色,重新解讀香港的過往,進而復現港英殖民統治不斷變化的政治理性。根據這些修正的歷史著述,香港並不像看上去那麼自由。除此而外,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絕不是注定會帶來如此程度的和諧與成功,絕不是注定會讓香港成為一個例外,從充滿腎蠻壓迫和猛烈反抗的漫長殖民歷史中脫穎而出。
一方面,我非常贊同這一類修正香港殖民歷史的嘗試,尤其贊同它們挑戰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敘述的霸權、為香港研究開闢一個批判性學術領域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也想在此強調,除了揭示殖民統治的政治內涵之外,我們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針對殖民的政治批評基於一種狹窄的權力觀念,這種觀念會把人們的注意力局限於揭露殖民統治的多變策略,這樣一來,政治批評往往會把殖民權力認定為殖民者任意壓迫被殖民者的工具,忽略殖民權力的其他內涵。我們需要引入一個新的視角,這樣才能揭示,作為一種非人格的力量,殖民權力如何依託多種多樣的場所和渠道存在並運作。有了這些場所和渠道,即便沒有明白可見的殖民者,這種非人格的力量仍有可能繼續存在。如果不能認清殖民權力的關係網性質,針對殖民的政治批評就有可能助長一種籠統單一和普世通行的殖民主義定義,可是這種定義既不能解釋相關的轉變,也不能解釋潛在的反抗空間。

易變的殖民性與中華性的構建

之所以亟需建設一個不囿於政治批評的批判性學術項目,還因為關於殖民歷史的敘述會深刻影響香港民眾的自我身份認同,以及香港華人對自身中華性的認識。上世紀九十年代,所有人都在密切關注英帝國主義的完結篇,關注中英之間的香港主權交接,那時候,新起的文化研究學者對中華性的概念做了詳盡的探討。舉例來說,基於離散的視角,周蕾力圖重塑中國研究(可想而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這個學科,稱「我們不能再把中華性當做一個綁定於神話故土的整一常數, 必須把它理解為一個暫定的『開放意符』(Chow 1998b: 24) 。周蕾認為中華性具有多種形態,只有借助她所說的「意指錯置樣式」才能得到重估,進而呼籲對中華性歷史建構的各種形態展開考察。與周蕾相呼應,洪宜安(Hunter 1998)進一步釐清了離散範式的作用,認為它不僅造成了中華性的多重性,還允許人們拒絕以中華性來界定自身的族群歸屬,以便對「中華性的差異政治」進行更為情境化的評估。得益於周蕾和洪宜安的中華性批評,香港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它快速興起的九十年代,為針對中華國族主義潮流的各種文化批評提供了支持。離散文化研究批評了中華國族主義話語的簡單化傾向,極力提倡一種兩線作戰的後殖民政治:也就是說,這些研究力圖捍衛香港作為認同空間的地位,這個空間可以同時遏制英國的殖民主義和各種沙文式的中華國族主義。
然而,在為後九七文化政治提供批判性視角方面,中華性的離散批評顯然不敷應用。一方面,整體擯棄被放在中華國族主義大旗下的反殖民批評,可能會阻斷對香港殖民經驗的反思;另一方面,如果過度運用反本質論的方法原則,還可能妨礙意在為香港確立清晰文化身份的文化抵抗。比如說,保存香港文化遺產和集體記憶的興趣正在增長,要為這種興趣找到依據,人們興許不能局限於以離散者視角出發的反本土主義批評。原因在於,以離散者視角出發的反本土主義往往包含著不接地氣的世界主義,後者無益於香港市民歷史意識的覺醒,更不能幫助社會抵禦全球主義-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本地文化及社群的侵蝕。由於沒能提供踏實在地的知性追求計劃,這種立場模糊的「後身份」政治,往往也無法提供有利的制高點去批判性地重溫或重估香港種民歷史。簡言之,關於香港的這些文化研究有所缺失,缺失的恰恰是對香港歷史過去,尤其是殖民歷史的認真考量,但正是這些香港的殖民歷史過去,塑造了今時今日香港華人的自我表達和身份認同。
解構中華性的過程當中還有一個難點,使得學者們無法對香港的殖民經驗展開充分全面的探討,那便是他們傾向於把國族或亞國族認同,理解為與殖民主義相對立。由此而來的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二元框架,就連反本土主義的解構努力也仍然以之為依託。也就是說,接受了後殖民批評人士的拷問之後,中華性仍然被人視為一種可以與殖民主義及殖民歷史分開探討的東西。這當中的方法論錯誤在於,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本來在地區歷史語境中緊密交纏,現在卻都被抽離了這個語境。有鑑於此,一種具有真正批判性的後殖民研究方法,必須擺脫用狹隘的「族裔」觀念來理解中華性,將中國的﹝或中華的﹞看成僅僅是某種特定的先在歸屬。與此相反,我們必須了解華人身份如何在殖民權力運作的各種場所和渠道,不斷遭到剝離原位,又不斷被重新併合整理的連續過程,因為正是這些連續不斷的過程造就了斑駁複雜的香港文化。我們需要認清,在這些漫長過程的每一個轉折關頭,殖民權力(無論它屬於英國殖民者還是其他西方勢力)如何無所不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限制了人們領受、感知及體認華人身份的方式。原因在於,相互勾連的各種殖民權力總是在劃定話語或非話語的範圍和界限,制約了各種華人主體性的構建與交涉手持。
本書同時涉及殖民權力的無所不在和香港華人的身份爭議,它既不想止步於刻劃香港文化的混雜特色,也不停留於記述已由一些香港史家點出過的某些華洋合謀史實。與此相反,本書打算處理香港的中華性和殖民歷史如何互相交錯,以便推翻殘留在後殖民文化研究當中的觀念二元論。有鑑於此,本書將以勾結共謀關係為關鍵,藉此拓展認識香港權力形構的分析框架。這不是說香港是殖民統治依賴勾結共謀關係的唯一地方,而是把無所不在的勾結共謀關係的存在,用作為一個便利卻遭人們忽視的切入點,通過它來探究香港這種形態特異的文化景觀。本書將述及與此相關的多種利益和勢力,以便展示這些多樣的殖民文化形態(亦即眾數的殖民性)所呈現的流動性和可變性。
有鑑於後九七時代權力政治的快速重組,我以為,能否從學術上把握此類易變卻持久的殖民性,實在是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原因在於,它關係到我們能否避開反帝國主義邏輯設下的方法論陷阱,這種邏輯經常與民族國家形成共謀。貫串本書的是幾個提綱挈領的問題,這些問題指引了我對香港殖民性的考察:

*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殖民權力形構是如何產生的?(第一章)
*殖民時代早期,與這種權力形構有關的主要文化機構是哪些?
(第二、三章)
*運作過程當中,這種權力形構扮演的角色不光是英帝國主義政府強加
給華人土著的一個政治上層建築,還是英人和華人共同設立的一個文
化製造場所,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第三、四章)
*這種特殊的殖民形構是如何與﹝當年﹞冒升中的中國國族主義及中國
民族國家﹝構想﹞的幾種不同計劃互動的?(第四、五章)
*這種形構如何形塑了香港作為政治及文化新實體的組構有(第五、六章)
*最後,直至回歸前夕,這種文化及權力組構,如何持續地影響著組織當
中民眾的自我認識──這種自我認識直到回歸前夕,都在搭建著香港文
化政治的舞台?(第七、八章)
本書第Ⅰ部分(第一至三章),聚焦於勾結共謀式殖民主義在殖民時代早期的初起行構,時間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我將仔細審視各種文化及教育機構,以及它們在勾結共謀式權力形構當中扮演的角色。第Ⅱ部分(第四至六章),論述香港關於其中國屬性的文化政治,時間跨越民國和冷戰,直至九七之前。我將探討香港居間性的各種表現形式,藉此展示圍繞香港中華性的爭議性文化及正治建構產生的各種動向。第Ⅲ部分(第七至八章),探究的是九七主權交接之前的意識形態及文化轉變,以及殖民主義在香港持續存在的程度。結論部分涉及殖民權力的理論化,還會對相關的一些方法論問題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