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巨流河

定價 $180.00 售價 $200.00 單價
作者  : 齊邦媛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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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這本書,你終於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份子

—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
—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
—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
—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

書的記述,從長城外的「巨流河」開始,到台灣南端恆春的「啞口海」結束 ……

巨流河,
位於中國東北地區,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被稱為遼寧百姓的「母親河」。
南濱渤海與黃海,西南與內蒙內陸河、河北海灤河流域相鄰,北與松花江流域相連。
這條河古代稱句驪河,現在稱遼河,清代稱巨流河。
影響中國命運的「巨流河之役」,發生在民國十四年,當地淳樸百姓們仍沿用著清代巨流河之名。

作者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民國初年的留德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維新派,
畢生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一戰,
渡不過的巨流像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凍於此,從此開始了東北終至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

本書嘔心瀝血四年完成,
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獻給—所有為國家獻身的人。 

齊邦媛

一九二四年生,遼寧鐵嶺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台灣。

一九六八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一九六九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

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

 

作者:齊邦媛Pang-yuan Chi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0-05-28
ISBN:4711225310442
頁數:600
規格:軟精裝 / 14.8 x 21 x 3 cm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第二章 血淚流離──八年抗戰
第三章 「中國不亡,有我!」──南開中學
第四章 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
第五章 勝利──虛空,一切的虛空
第六章 風雨台灣
第七章 心靈的後裔
第八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0年代
第九章 台大文學院的迴廊
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十一章 印證今生──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歌聲中的故鄉—楔子

二十世紀來臨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國東北遼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鄉村。他們所繼承的豐饒大草原,本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豪邁牧者的原鄉,但是兩千年的中國史,幾乎全是這大草原的征戰史。

自漢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漢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滿族人,也曾策馬中原,建立了前後四百多年的元、清兩朝。齊家是自山西太原府來的漢人,定居在遼寧省的鐵嶺縣,我家莊院范家屯距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很近,距瀋陽一小時車程。

我童年在祖母身邊曾聽長輩說,長城修到鐵嶺就停了;十七世紀,清朝進了北京以後,康熙皇帝下詔不再修長城。自秦到漢、唐、宋、明,邊患未斷,明末,滿族大軍長驅直入,長城延袤數千里,何能阻擋?

到了清末民初,東三省一百二十三萬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已確屬中國版圖,可是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引來接壤數千里的俄國邊患和日本的侵略。她土地資源的豐饒,使她成為災難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騎射千里的倔強靈魂卻也無人能夠征服。

我出生在多難的年代,終身在漂流中度過,沒有可歸的田園,只有歌聲中的故鄉。幼年聽母親幽怨地唱〈蘇武牧羊〉,二十年後,到了萬里外沒有雪地冰天的亞熱帶台灣,在距南回歸線只有百里的台中,她竟然在我兒子搖籃旁唱:「……蘇武牧羊北海邊……」。我說:「媽,你可不可以唱點別的?」她有時就唱〈孟姜女〉。

她說自從十九歲嫁到齊家,一個月後丈夫出去讀書,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幾次,回國後參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還鄉。她守著幼小兒女,和蘇武當年盼望小羊長大再生小羊一樣,支撐幾乎無望的等待。

直到三十歲她才出了山海關,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終得一家團聚。從此,隨夫越走越遠離家鄉。除了〈蘇武牧羊〉,她從沒有唱過一首真正的搖籃曲。

我生長到二十歲之前,曾從遼河到長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戰八年,我的故鄉仍在歌聲裡。從東、西、南、北各省戰區來的人,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顛沛流離在泥濘道上,砲火炸彈之下,都在唱,「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故鄉是什麼樣子呢?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的時候,每個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鄉的永定河、黃河、漢水、淮河、贛江、湘江、桂江、宜江,說不盡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我的一家,永遠未能還鄉。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O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

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

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O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

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