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獵人

作者簡介

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一九四九年畢業於阿拉巴馬大學，一九五五年獲哈佛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目前，威爾森擔任哈佛大學佩萊格里諾講座研究教授，並為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昆蟲館名譽館長。
威爾森是美國當今生物理論學家翹楚，一九六九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還榮獲過全世界最高的環境生物學獎項，包括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科學領域所頒發的克拉福德獎（Crafoord Prize）。一九九六年，威爾森獲《時代》雜誌評定為二十五位影響美國當代最巨的美國人物之一。
威爾森非常擅長著述，他以《論人性》（時報出版）及《螞蟻》（The Ant）兩本著作，兩度獲得普立茲獎。另著有《大自然的獵人》、《繽紛的生命》、《Consilience-知識大融通》、《生物圈的未來》（皆為天下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小提琴家的大姆指》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
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作者：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0-08-07
ISBN：9789864790470
頁數：440
規格：14.8 x 21 x 2.2 cm
 

在這本充滿智慧的自傳裡，威爾森這位當代生物學巨擘、社會生物學前鋒、世界螞蟻權威，從與一隻水母偶然的邂逅開始談起……讀者可以領略到，一個畢生奉獻給科學的人，如何冒險奮進、如何堅持到底、如何展現道德與智識的強度。──《紐約時報書評》

自《寂靜的春天》作者卡森以降，除了威爾森之外，沒有任何一位科學作家，能把有關生命的過程、結構的微言，成功調和到大自然廣闊視野的大義之中。──《華盛頓郵報》

《大自然的獵人》實在引人入勝！……威爾森的回憶錄，為科學理論的演變，提供了難得一見的見解。──《出版人週刊》

這是最偉大的科學家自傳之一……瀰漫著熱情、程時和美麗的描繪。──艾倫萊．特曼，《愛因斯坦的夢》、《偶然的宇宙》作者

威爾森筆下的自我探險人生，文字優雅，而且充滿魅力、趣味和洞見。──黛安．艾克曼，《感官之旅》、《人類時代》作者

在威爾森極佳的詼諧文筆下，《大自然的獵人》描繪了小小博物學家的熱情，以及標竿昆蟲學家職涯的演變。──彼得．馬修森，《雪豹》、《非洲沉默》作者

威爾森在《大自然的獵人》中告訴我們，一位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小男孩如何成長，成為擁有過人智慧，但仍謙遜待人的偉大科學家，並投身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生物學議題。他的筆風生動、親切，他的一生則充滿激勵。──貝瑞．羅培茲（Barry Lopez），美國自然人文作家 

現在，我可以不帶一絲譏諷的說，才華出眾的敵人真是使我受益不淺。雖然令我受苦，畢竟他們是我的敵人，但是我卻虧欠他們大大的人情債，因為敵手令我精力倍增，而且還驅策我踏上新方向。我們的創造生涯中，很需要這類人物。如同英國哲學家米爾（John S. Mill）曾經說過的：「當曠野中沒有敵人時，老師和弟子都會昏睡在崗哨上。」

　　華森（James Watson），這位DNA構造的發現者之一，正是我生命裡的負面英雄。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他還年輕時，我發現，他還真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討厭的傢伙。

　　他於1956年進入哈佛，擔任助理教授，而我也是在那一年開始擔任同樣的職位。華森當時二十八歲，只比我大一歲。他帶著自己的信念來到哈佛，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由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而且生物學還必須改用物理及化學語言來重寫。他認為，從前所建立的「傳統」生物學（也就是「我的」生物學）當中，充斥著一批批才智平庸的人，這批人沒有能力把研究主題轉換成現代科學，只能扮演集郵者一般的角色。華森還用著強烈的輕蔑態度，對待生物系二十四名教員中的大部分人。

　　在系務會議上，華森輕鄙的態度更是射向四面八方。他特意避開尋常的殷勤及禮貌性對話，顯然是認為這樣的態度只會鼓勵保守派留在四周。大家之所以容忍他惡劣的態度，是因為他曾經有過重大發現，以及這項發現帶來的澎湃結果。

　　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分子革命已經開始以山洪暴發之態橫掃生物學界。華森年紀輕輕即已贏得歷史性的聲名，頓時成為生物學界的卡利古拉（Caligula，羅馬皇帝，生前即命令臣民稱他為神）。他享有特權，能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態度隨興而且極端不敬，並且還期待對方一定要把他的話當真。在他心裡，顯然他是「誠實的吉姆」—這是他回憶錄手稿的標題，後來才更名為《雙螺旋》。很少有人敢公開要求華森把話講清楚。

生態學落伍了？
　　對我來說，華森的姿態尤其令人痛苦。有一天，在系務會議上，我很天真的建議道，系裡需要更多年輕的演化生物學者，以平衡發展；最起碼，我們應該把現有的人數從一名（就是本人）增為兩名。我告訴洗耳恭聽的教授們，史密世（Frederick Smith）是作風新派、很有潛力的族群生態學家，最近才剛被哈佛設計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從密西根大學那兒挖過來。我大略講述了一下史密世的優點，並指出教授環境生物學的重要性。我提議，按照系上標準程序聘用史密世成為生物系裡的一員。

　　華森輕聲哼道：「他們瘋了嗎？」

　　「什麼意思？」我是真的聽不懂。

　　「只有瘋子才會想要聘用生態學家，」這位分子生物學界的活神仙如此答道。

　　好一會兒，屋內一片死寂。沒人開口為這項提名案辯護，但也沒有人附和華森的話。系主任雷文（Paul Levine）出面終止了這個話題。他說，這項建議並不是當務之急，等到書面資料齊備後，我們或許會再找個時間來審查這項提名案。當然，後來我們並沒有這麼做。一直等到分子生物學家離開生物系，自創新的學系之後，史密世才獲聘成為哈佛生物系的一份子。

　　開完這場會議後，我穿過生物實驗大樓的中庭，返回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巴葛鴻（Elso Barghoorn）從背後趕上我。他是資深的演化生物學教授，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古生物學家之一，是發現前寒武紀微化石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正人君子。

　　「威爾森，」他對我說：「我想我們不應該再採用『生態學』這字眼，它已經變成髒字眼了。」果然不錯，接下來那十年期間，我們多半都不再用「生態學」這個名詞了。但是，我後來才領會到這樁事件當中所蘊藏的人類學含義—當某個文化準備消滅另一個文化時，統治者首先要做的，莫過於「在官方場合禁用母語」。

分子生物學獨大
　　分子戰爭已經開打。生物系裡有一小批生化學家及分子生物學家，在行事態度及思考哲學方面，或多或少也加入了華森的陣營。這群人包括不久後（1967年）即以生化方面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獎的沃爾德（George Wald）；蛋白質化學先驅艾智爾（John Edsall），他雖資深但年紀頗輕，經常微笑、頷首，卻又莫測高深；再來是新近由加州理工學院挖角而來、才華橫溢的年輕生物物理學家梅索森（Matthew Meselson）；以及雷文，他是在1950年代，除了華森和我之外，唯一獲哈佛聘用的終身職助理教授。雷文很快就摒棄了族群生物學，開始獨個兒大力鼓吹新教義。好個熱心的變節者，我心裡這麼想。

　　教職員會議上，我們聚在一起，形式拘泥而緊張，就好似貝多因部落（阿拉伯遊牧民族）的酋長，團團聚在一口引發爭議的水井邊一樣。我們依次以老方法（即羅伯特議事規則），從教授任命、新聘教師，以及實驗室空間依序拿出來討論。我們全都意識到，會議上的爭論並不尋常，不是學術式的。教育哲學家赫金斯（Robert M. Hutchins）曾經說過，這類爭辯非常可悲，因為其中多的是沒意義的事。令人頭暈腦脹的權力爭奪戰，充斥在生物系裡，而我們就像是世界的縮影。

　　哈佛大學裡的傳統主義者，起先非常支持這場革命。我們都同意，系上需要更多分子生物學以及細胞生物學的人才。人文暨自然科學院院長以及連續多位教務長也都很快被說服，同意教員比例需要大幅調整的看法。於是，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學者在生物系內的人數迅速膨脹。曾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保有八席教授任命案中的七個席位。

　　沒有人能懷疑他們的成就是否相當，至少整體而言是如此。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該如何阻止他們繼續霸占生物系，甚至最後消滅了生物學中其他重要的學門。

　　我的處境尤其尷尬，因為我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就位在生物實驗大樓中，這兒正是物理及化學進攻的橋頭堡，如今裡面蜂擁著成群經費充裕的分子生物學家。我發覺，這裡的氣氛非常緊張，令人沮喪。當我和華森在走廊相遇的時候，華森從未主動打過招呼，即使走廊上只有我們兩人也是如此。我很為難，不知是否也應該假裝沒看見他（這是不可能的），或是自取其辱的繼續堅持南方人的禮貌（同樣也是不可能）。最後，我決定低聲咕噥一句寒暄詞，草草帶過。

　　華森那幫人待人的態度從漠然到冷淡不一，除了沃爾德之外，他具有堂皇氣派的架勢。他是很友善沒錯，但是卻另有一股超然自恃以及降尊俯就的做作神態。在我們少數幾次談話的過程中，我始終沒法甩掉一種感覺：他好像是在對我背後坐著的上百位觀眾發表演說。

　　事實上，在1960年代末期，他的確是把在大批聽眾前發表政治及道德演講，當成他的第二項專業。在哈佛校園混亂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沃爾德總是能站在成群活躍的學運份子面前，扮演最佳演講者的角色。他是屬於那種非常優雅、脫俗的知識份子，那種會率先發動革命，而後又第一個走上死刑台的人物。對於我們這門科學的未來，他完全贊同華森的看法—生物學只有一種，有一次他這麼宣稱，那就是分子生物學。

　　我在這群分子生物學家中的地位，並未因1958年我比華森早幾個月獲得終身職這個事實，而稍稍提高。雖說那完全是時機上的意外事件（史丹佛大學主動邀聘我，而哈佛為了反制，也連忙聘用我），而且我也認為不論如何，他都遠較我更值得獲聘，但我可以想像華森對這件事的感受，一定糟透了。
摘自第12章〈分子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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