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幣的野心: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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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著集體式的遠大夢想,
人民幣將帶領中國走向何處?
成為人民幣紙幣上肖像的,只有毛澤東一人。
穿著中山裝的毛澤東,頭髮梳成七三分,表情平靜,視線望向左上方。人民幣最大面額的百元紙幣,正反面均為紅色,那是革命的顏色。自一九九九年使用到現在的紙幣,是第五套人民幣,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首次發行人民幣以來的第五套。人民幣上頭圖案的變遷,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史。
或許一九九七年就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人民幣存在的一年。以泰國貨幣泰銖暴跌為開端的亞洲金融危機,讓人們也注意到中國人民幣的動向。這一年,香港回歸中國,雖是透過港幣與國際金融市場連結,卻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存在感。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貨幣又稱為「入籃」。中國推動人民幣入籃的目的不僅有要撼動美國,以及擴大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等「外在」理由;還具有把入籃提升為國家的目標,推動中國國內金融制度的改革,以滿足入籃條件的「內在」的意圖。
以中國為起點,陸路從中亞,海路則從東南亞穿過印度洋,經由中東,連繫到歐洲、非洲。這兩條21世紀的新絲綢之路被稱為「一帶一路」,成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經濟、外交政策關鍵字。中國致力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實現在這條新絲綢之路上,權力擴張的遠大夢想。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成為武器。人民幣的發展,不僅關乎中國未來經濟、政治、外交、人民與社會型態的走向,也將成為世界經濟局勢的關鍵所在。身處東亞局勢中心的我們,未來又應該如何因應?
本書特色
1.以第三者的角度,來檢視人民幣的發展,並從中解析中國在東亞與世界的權力傾軋。
2.揭露許多不為人知的訪談與內幕,一窺金融體制與政治密不可分的連帶關係。
3.中國以大國之姿崛起,儘管其制度與管理仍備受質疑,但仍不可忽視其逐漸擴張的勢力。對於身處風暴中心的我們,本書提供了一個了解局勢的管道,唯有對局勢有全盤的認知,才能適切地思考未來的因應之道。
■作者簡介
吉岡桂子
1964年生,日本岡山縣人,岡山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職於山陽廣播,1989年進朝日新聞社。曾於和歌山、大阪、東京等地從事採訪活動,並前往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習中文。至2013年3月止,吉岡桂子曾於中國(北京、上海)擔任特派員長達七年,亦曾於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2007年度之客座研究員。2017年5月起,吉岡桂子更以朝日新聞編集委員的身分,以曼谷為據點,持續進行中國與亞洲的各種採訪。著有《問答有用:採訪十九位中國改革派人士》(岩波書店,2013年)、《愛國經濟:中國的全球化》(朝日新聞出版,2008年)等書。
■譯者簡介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第一個工作就是出版社的日文翻譯,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我愛廚房》、《殺人人形館》、《殺人黑貓館》、《北方夕鶴2/3殺人》及《魔神的遊戲》等書。
作者:吉岡桂子
譯者:郭清華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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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ㄕ|「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專欄作者
黃志典|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台灣版序
序 被瓜分的恐懼
第一章 貨幣與權力
人民幣上的男人
消失的西藏貨幣
周恩來與英鎊的時代
悲劇的首任行長
第二章 圍繞著「¥」
日元圈夢碎
貨幣守護者的羈絆
第三章 是良幣還是劣幣?
與世界銀行的蜜月期
泡影般的特區貨幣
「東方明珠」的命運
第四章 危機與競爭
亞洲金融危機
日本野心的破碎
美中金融水脈
第五章 「圓」的同盟
清邁的羈絆
東亞貨幣
第六章 貨幣守護者
被稱為「人民幣先生」
外部壓力
匯兌狂想曲
急轉直下
「入籃」的結果
第七章 霸權
二十一世紀的絲綢之路
亞投行的野心
CLEAN、GREEN、LEAN
皮影戲
結語 沒有肖像的貨幣
修昔底德陷阱
川普風險
虛擬貨幣比特幣
後記
年表
參考文獻
與世界銀行的蜜月期
一九七○年代開始,中美關係進入修復期,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中,開始代表「中國」。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後僅三個月,中國便決定加入聯合國,還獲得擁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自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之初便加入的會員—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為表達抗議,退出聯合國。
中國於一九七二年與日本建交,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推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親自出訪日本與美國,急切地尋求外交上的支援、資金和先進技術。他在日本搭乘東海道新幹線;在美國戴著牛仔帽,現身休士頓的牛仔競技賽事會場。鄧小平是東西冷戰期間,「改變中的中國」的推銷員。
中國大陸也在一九八○年取代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關聯機構—以美國為最大出資者,並擁有強大發言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金融秩序中露臉。這對高舉著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發展為目標,試圖從世界導入資金的鄧小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盟國聚集在美國的避暑勝地布列敦森林,一起構思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決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各國代表團以美國的規模最為龐大,其次是如第二章提到的,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
明明接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中國卻仍是貧窮的大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中國實施讓數千萬人死於饑荒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自取滅亡的失政不斷。一九八○年代初期,將近九成的中國人一天只靠不到一.九美元的預算過日子。一九八○年代,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
過去,中國實行計畫經濟,生產或價格都由政府主導、決定,並提出「自力更生」的口號,遠離外國的貿易與投資,對於外國的援助深懷警戒,也不與國際金融接觸。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推動了高舉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改革開放的實施。鄧小平一邊利用國際機構的承諾與保證,一邊積極吸收外國的融資與投資,在整備好條件的地區,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論」,這是兼具本錢與智慧的策略。而與世界銀行的深厚淵源,則是關鍵。
位於鄧小平故鄉四川省廣安市的紀念館裡有一張老照片,照片中,坐在鄧小平左側的是羅伯特.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麥納馬拉曾在太平洋戰爭中參與轟炸日本,戰後曾任福特汽車總裁,一九六○年代,在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及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執政時期擔任美國國防部長,負責指揮越戰。從一九六八年起,麥納馬拉成為世界銀行第五任總裁,任期長達十三年。照片裡,穿著西裝的麥納馬拉,低頭看著整個人幾乎陷入椅子裡的鄧小平。
照片的拍攝時間是一九八○年四月,麥納馬拉以世界銀行總裁身分,第一次造訪中國,同時會見鄧小平。一個月後,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的會員國。二○○七年,第十一任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參訪鄧小平紀念館時特地贈送這張照片,他曾表示,鄧小平是他尊敬的人。
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網站刊登了鄧小平與麥納馬拉當時交談的內容。
「我們很窮。我們與世界失去了連繫,需要世界銀行幫我們趕上去。」鄧小平直率地說。
「希望世界銀行能因此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夥伴之一。」麥納馬拉回答。
然而,鄧小平要求得到全面性的協助,「對中國來說,更重要的不是資金,而是觀念。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有世界銀行的協助,中國就能加速前進。」
對此,麥納馬拉表現得相當積極,「世界銀行有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幫助中國實現未來的藍圖。」
鄧小平設定目標,到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規模要擴大四倍。這是表現富裕程度,一個清楚明瞭的指標。
世界銀行雖然伴隨著「觀念」送來「人才」與聲援,但中國當下最想要的,應該還是資金吧。那個時代,國家對於外匯的集中管理比現在嚴格,中國在一九八○年外匯存底是負十三億美元,經過整個一九八○年代,仍未達到一百億美元。為了經濟建設,只要稍有進口就會見底。
鄧小平故鄉四川省的地方報紙稱世界銀行總裁是「洋財神」,是從外國來的財神爺。
世界銀行與中國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一九八○年秋天,世界銀行派遣約三十人的專家團隊來到中國。根據報導,中國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準備了雙人房,專家們卻要求:「兩個男人住一間?希望可以一人一個房間。」到晚上,這些專家搭車行經大馬路時,還問道:「北京的電燈為什麼這麼暗?」
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的方向在哪裡?事實上,是在一片模糊的黑暗之中。世界銀行的專家們一邊摸索,一邊詢問政策的負責人、研究員,一再交換彼此的意見。世界銀行最初提供的低利融資兩億美元,照鄧小平欲培育人才的意思,用於更新中國各地二十六所大學的設備,以及派遣教授與學生出國的計畫。
中國將世界銀行的建議靈活運用在國內改革上,佐利克對此也相當肯定:「中國充分利用與國際經濟系統的強化關係,根據當時的需要推動改革,是非常合理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