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定價 $114.00 售價 $127.00 單價
作者  : 保羅.柯利爾 Paul Collier
譯者  : 潘勛
出版社 : 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20-06-22

 


分享產品

───比爾‧蓋茲「2019年夏季必讀五書」───

資本主義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社會與家庭
造就整個世代全新的集體焦慮

世界知名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
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的困境
闡明改善之道及如何達成務實的願景


★ 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
★ TED演講近200萬次點閱
★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經濟類推薦選書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分裂社會:大城市和郊區小鎮、核心地區和邊境、擁有專業技能的菁英與缺乏教育者、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隨著這些分歧的加深,也漸漸令人們對戰後崛起的社會民主失去道德義務。目前為止,這些裂縫只能透過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復興得到回應,也導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英國脫歐付諸實行,和德國民意重返極右派的懷抱等現象崛起。

  我們總是聽聞太多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至今仍沒有任何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透過這本充滿熱情與激烈辯論的作品,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描繪如何以原創及道德的方式來治癒這些傷痕,透過經濟、社會和文化,以冷靜的實用主義取代狂熱的復興運動。其中他也揭露身處於這些分歧當中的親身經歷,包括從藍領階級的雪菲爾德區搬到競爭激烈的牛津,在英國與非洲兩地間往返工作的經驗。

  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借鑒於全球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向我們展示如何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自我救贖,藉此擺脫二十世紀的智慧包袱。

本書特色
★ 繼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對資本主義的經典論述。
★ 詳細闡述當今資本主義所面臨之困境,並以現狀為例深入剖析,跨足家庭、企業、國家、世界四個層面。更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方,以及可供未來社會擘畫之願景。
★ 貧富、城鄉差距的問題在歐美已蔓延,台灣社會的情況雖較樂觀,但問題也已逐漸在各層面浮現。認知此一事實,並借鏡國外的思想與作法、超前佈署,提升整體的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盡的一份心力,同時也是一份責任。
 

■作者簡介

保羅.柯利爾 Paul Collier

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曾於哈佛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擔任教職,著有《The Bottom Billion》、《The Plundered Planet》、《Exodus》等書,並與Alexander Betts合著《Refuge》。2014年受策封為爵士,並獲得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長勳章;2017年獲選英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長期致力於研究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涵蓋農村貧窮、都市化、民主制度的問題,以及外國援助的影響。也曾探討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試圖於否認暖化現象與反對一切破壞兩個極端之間,找出中庸之道。曾獲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評選為全球頂尖思想家,現為反貧困學術委員會(Academics Stand Against Poverty)成員。

■譯者簡介

潘勛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現任世界日報編譯,獨、合譯書籍四十餘本。

 

作者:保羅.柯利爾 Paul Collier
譯者:潘勛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06-22
ISBN:9789570855425
頁數:336
規格:14.8 x 21 x 2 cm
 

余朝恩│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科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
──朱嘉漢│作家

國際名人、媒體一致肯定與讚譽
在這本知識跨界的大膽書籍當中,傑出經濟學家柯利爾涉險進入道德領域,憑以解釋資本主義什麼東西出了錯,還有如何矯正。
──《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作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今之時日真是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洞見。《社會向左,資本向右》讓我們的道德觀重拾良知,可全書也描述道德觀扮演重大角色,合力讓家庭、企業組織及國家發揮作用。《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是凱因斯以來,社會科學最空前一新的作品。且讓我們盼望,它也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書。這段時候,真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深刻見解。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

三十年來,中間偏左政治學一直在尋找敘事而了解市場經濟。這本書便有提供。
──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院士,《迂迴的力量》、《玩別人的錢》作者,約翰‧凱(John Kay)。

資本主義對富裕的都市居民,是贈禮,而且繼續贈送下去。對他人來講,現在資本主義不管用。柯利爾以平等的手法,運用熱情、實用主義及良善經濟學,來制定替代方案,解決撕裂那麼多西方國家的種種分裂。
──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yvn King)

論述投入且析理完善……柯利爾的批評或他開立的療方,半點也不與社會主義相干——一如亞當‧斯密這位經常被誤解的現代經濟學之父。柯利爾談的是讓市場系統重拾道德感受力,而現今市場系統未能發揮其潛力。
──《華盛頓郵報》

雄心勃勃,試圖重申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制的目標。
──彭博新聞

更為公正良善的世界,讓舉世眾生,包括世上最窮苦的人,都能在其中欣欣向榮。依柯利爾看來,忠於國家非但不會損害那種世界,反而是更穩固的磐石,促進全球合作,更勝抽象的全球主義,後者太常充當面具,掩飾不開明的利己。柯利爾打算如何修好富裕民主政體不復民胞物與的現象呢?《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書中充斥著創意十足的提議……他的「扎實中間思想」,實可貢獻良多。
──《紐約時報》書評 

推薦序 
從焦慮通向未來──朱嘉漢


一 危機
第一章 新的焦慮

二 恢復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第三章 講道德的國家
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
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三 恢復包容的社會
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第八章 階級分裂:通吃與分崩離析
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四 恢復能包容的政治
第十章 打破極端 

推薦序

從焦慮通向未來


  閱讀《社會向左,資本向右》,你首先可以感受到一種相當古典的理想感,有點天真卻不是純然浪漫——事實上行文間不難看出他無比清楚他的主張多麼難實踐——去呼籲世界。是的,並非一小群菁英或是某個特定領域,在這龐大分工的世界體系下,就算任何的叫喊其實難以跨過文化、階級、國家的分隔,他還是這麼做了:呼喊。不僅是對當代,更大的目標,是面向未來的呼喊。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柯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

  未來,是的,我們必須回到這本書的原始標題:「資本主義的未來:面對新的焦慮」(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Facing the New Anxieties)。他點出了「目前的未來」:我們面對的未來,是確然可信的反烏托邦。

  那麼,還有什麼好談的呢?事實上,他同時指出,面對這一切,其實是有答案的。如果並非悲觀,「未來」的可能,正在於「面對焦慮」。回應「新的焦慮」的關鍵,則在於「老舊的意識形態」。若今天全世界的困境在於分裂、光譜的激化、民粹,又以川普當選、極右派興起、英國脫歐為警訊,這些歷史上反覆歸來的危機,其實是相當漫長存在的問題。

  認識這本書,這個基本立論相當重要。無論可能性多少,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也才能明白,為什麼第二部會以「恢復道德」,連續談了國家、企業、家庭、世界等道德。光這部分,接近全書的一半。

  乍看我們可能是某種過時的呼籲,但作者出自於經濟學的專業,相當有說服力的將基本問題指出:所謂「經濟人」(economic man)的人性預設,已經根深蒂固。而以這樣的預設,功利主義的道德倫理思考,導致責任一事,在於國家,而非公民。

  「人類需要使命感,而資本主義目前沒有提供。其實它是可以的。」

  是以,資本主義不需全盤否定,不需推翻。資本主義可以繁榮,可以講道德,也支持尊嚴與歸屬感。道德的根本,在於各個層面,尤以個人能夠在此自覺承擔的責任感。

  這樣的解方思維,不僅是將原先資本主義造成的激化、失序彌補,甚至能夠繁榮。或是說,資本主義原來就應該如此。

  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確實,我們所有的政策,包括看似文化、教育,永遠都有經濟層面的必要考量,而非在真空狀態思考。

  這些政策,真的可能嗎?作者當然不讓讀者(包括世界的菁英、領袖們、企業家們)有迴避的空間,他的答案簡潔有力:「不計成本」。

  新的焦慮,正是我們的未來,且是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的,不需要大革命的,更好的未來。

  何況,這些從來不是憑空創造,而是過去曾經有機會做好的事,只要我們願意不計成本的再去做一次。去包容,去承擔責任,從面對焦慮開始,朝向未來。

朱嘉漢(作家)

 

 一個講道德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意識形態信徒各有其配方。功利派會要求一個父權、全球政府,挑起安排財稅轉移的責任,以達成「最多人的最大快樂」。勞爾派的律師在聯合國影響力日增,伸張「人權」。參加這齣大合唱的還有女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感情大放送的民粹名流,堪稱有心無腦,要的是「全球和平」。

  相反地,假如我們運用第二章的核心準則,我們就可以設想一個道德世界,可堪比擬道德國家、道德企業及倫理家庭。

準則一:體察到對其他社會,有並不看互惠而定的責任,那便是「救援的義務」。這些包含對一些團體的責任,比如難民、罹遭大難的社會,以及連初級司法都沒有的地方。

準則二:在那些有意願更進一步的國家當中,建構影響廣遠的互惠責任。

準則三:支持這種互惠的,是體認到團體裡,大家都是成員,依據共同目標的行動而促進每個參與者的開明利己。

  1945年的國際局勢,與講道德世界相去之遠,實非想像所能企及。當時有四個行之以久的夢魘。我父母那一輩人打從知曉人事以來,三分之一時間活在全球戰火當中。他們出生時,全球經濟很興旺,但接下來崩潰,進入保護主義「叫你鄰居變乞丐」的投機競賽,而導致彼此元氣大傷,貧弱下來。他們歷經帝國時代──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及義大利──而時代在各帝國道德荒謬太明顯的壓力下解體。他們經歷過法西斯及馬克思意識形態導致的恐怖;兩種意識形態分別控制了德國、俄國、西班牙及義大利。這些災難沒消散,二戰結束又新添了兩個:第一,新成立的共產政權侵略成性,已控制世上約三分之一人口,看來還想征服剩下來的人;第二,大家馬上面臨現實,中歐大亂,導致大批難民出現。

  當時的政治領袖按道理很可能會被「此時不宜」的感受所壓倒。但是相反地,他們開始整合出講道德的世界,使用了前述三大準則。他們察覺出對其他社會,有些責任──救援的義務──不必在意是否互惠,而且開始設法滿足責任。他們開始取用國際間,互惠責任既龐大又沒被開發過的潛力,方法是建立新而使命明確的聯誼組織。他們用因果鏈強化這些組織,用開明利己,取代投機式的追逐自己馬上得利。這些行動成就驚人,而且大有收穫:世界逐漸往好的方向轉變。

  但「幸運世代」領袖們繼承了他們的成功,卻不了解創造的過程。聰明的務實主義,由大戰劫灰打造出成功,卻讓位給功利派及勞爾派誘人的意識形態敘事;兩派人馬蠶食掉上一輩傳承下來的東西。當今世界不道德的程度,當然不像1945年,但再次有很多工作要做。當初成就非凡,後來惡化,以及未來的任務,合組成本章的架構。

建設講道德的世界

  1945年,領袖們的基本見解乃是:個別國家的投機行為,必須要由同儕施壓,代之以共同責任。但同儕施壓仰賴都體察共有認同,而那是1930年代沒有的東西。新聯誼組織成員國願意接受互惠責任,是循著有使命的行動而共有歸屬感,逐漸累積起來的。

  最急切的首要之務在國際安全。為因應蘇聯造出來的恐懼氣氛,新的聯誼組織1949年成形,那便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組織中心原則,是成員國之間有互惠的安全保障。共有認同便是民主國家面臨共同威脅。有幾個國家搭便車沒錯,但這種新責任,因為最可靠的開明利己敘事,而得以強化:團結起來,不然就得死。大家言行一致,最關鍵時刻便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還有1980年代初期部署巡弋飛彈。這些新的互惠責任就維持世界和平,做得很成功,同一時間,共產世界的內部緊張則累積起來。

  雖說蘇聯成為新威脅,但歐洲內部,德國這個舊日恐懼揮之不散。僅僅七十年間,法國與德國打過三次生死大戰。開明利己的目標,雖然更為明顯,但居中作梗的,是那幾次戰爭衍生的仇恨。解方則是務實、緩慢、溫和但不斷重複地共同努力,這項過程始於1951年,而且擴大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跟北約一樣,這個聯誼組織的中心原則便是接受互惠責任。

  為了拆散1930年代的「叫你鄰居變乞丐」保護主義,另一個聯誼組織成立了,那便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關貿總協)。1947至1964年間,關貿總協敲定六輪互惠的貿易自由化。關鍵動力一樣是開明利己;人人都察覺出保護主義導致什麼慘況。

  為因應1930年代的大蕭條,又一個新的各國聯誼組織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堪稱公開銀行,加入基金必須付明確的會員費用,致力於遵守一組規則及監督,獲取的回報則是碰到危機時,有資格貸款。效果上,基金便是一個龐大的互助保險系統。

  支撐這些聯誼組織的共同互惠原則,因「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立,進一步強化。該組織旨在創造同儕壓力。它透過排行榜(比如「國際學生評估計畫」,評比教育表現)及同儕審核國家政策,來鼓勵各國互相比較。
  
這些目標特定的聯誼組織各自有其明確、限定的會員權、團體內有互惠責任,以及可信的開明利己,逐漸地轉化這個世界。每個組織以其自己的速度而開花結果,然而,它們累積起來的成就十分驚人。

  1989年,北約催生出壯闊結果,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歐洲範圍內,逐漸安定各國,比如西班牙、希臘及葡萄牙,都成為民主政體;同一時間深化貿易整合,讓較窮國家能趕得上較富國。關貿總協1986年最後一輪磋商,奠定好基礎,讓接下來國際貿易擴張,取得龐大經濟利益。國際貨幣基金擋住多次金融危機,整個這段期間,它最大的紓困行動,便是1976年協助英國解決政治危機;紐約時報當時預測英國危機的走向,寫篇標題為「再見了英國,很高興認識你」的新聞,局面因國際貨幣基金紓困而扭轉。英國獲救,是因為凱因斯等英國前一世代官員建立起國際貨幣基金,因應這種可能狀況。他們稱得上國家英雄。

  除了這些互惠責任式的聯誼組織外,全球領袖還建立新組織,旨在履行救援的義務。他們再次發揮智慧。不是把這些救援義務委付個別富庶國家,而是建立起全球機構,使用那些富國之間的互惠原則,以執行新準則,履行救援他國的義務。聯合國難民署(UNHCR)之創設,是為了照顧難民;「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之創設,是饑荒時提供食物;世界衛生組織之創設,是想在最貧窮社會,提供更好的衛生照顧。但登峰造極的組織是世界銀行。它的會員分為兩群,富裕國家約束彼此要捐助,而較窮國家則收受那些匯聚起來的錢財。

  在當時,這些集體因應救援義務的行動,是空前未有的;是高尚的行動,與互惠責任的崛起相互烘托。沒半個國家質疑任何救援義務該不該做,而且群策群力。事後回想,沒有爭議真是了不起。

  與這些新的聯誼組織及履行救援職責義務並行的,是全球領袖在1945年重新建立一種世界政府的原型、全球各國的集會。一戰之後建立的國聯已經失敗且停轉,於是成立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用意在戒護世界秩序。安理會跟國聯一樣,儘管善意殷殷,但罕能發揮功效。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這個團體夠小,可以讓互惠實現,但美國及蘇聯的意識形態兩極化,讓該組織無法建立開明利己所需的信任。弔詭的是,聯合國做得最成功的事,是轉化自己成為被排除國的聯誼組織;在那些聯誼組織無法強力發聲的國家,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Club 77)。

道德世界受到腐蝕

  這些聯誼組織靠互惠而運作,支撐它們的準則是忠誠及公平。隨著實用主義遭意識形態取代,兩項價值也遭「西高工富發」鍾愛的關懷及平等所汰換,接下來要求包容一切則基於需求。為了回應這麼高尚的雄心,聯誼組織都把自己的會員數及抱負給擴大了。

  北約由最初十二成員國,成長到目前的二十九國,勢力範圍往東擴大。相形原始那群國家有些真純的互惠元素,北約擴張本質上算是美國把國防安全保障,供應給欠缺國防戰力的國家。歐洲經濟共同體由最早的六成員國俱樂部,擴張成二十八國的歐洲聯盟。法規的領域,由貿易及民主大為擴張,直到涵蓋大多數層面的公共政策。關貿總協自我解散,變成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數擴大到全球都包下來,相應地法規領域也大為膨脹到農業、服務業及智慧財產。相同的還有國際貨幣基金已膨脹到幾乎全球都會員,撥款量也增加。

  隨著這些界定嚴明的團體擴張,原先強化互惠責任的黏合劑開始變弱。接下來這些組織要不是變得沒那麼有效,不然就轉變為類似帝國的東西,由核心圈成員國經營,他們透過懲罰加諸下屬成員國,來執行規矩。有些組織走前一條路,另些走第二條。

  先談第一條路,就是變得碩大無力。互助心即便在北約原始成員國之間,都告下降。目前二十九個成員國當中,僅有五個按組織規定,投入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在國防方面。相應地,美國的投入已開始減少。但一個強力聯誼組織蛻變成無能而全球都納入的組織,其經典例子便是世界貿易組織。相形關貿總協前十七年間,達成六輪互惠貿易談判,世貿組織在成立二十三年之間,連一輪也辦不到。

  現在談更有爭議的走向帝國之路。歐洲經濟共同體擴張成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由互助銀行變成貸款給窮國的全球基金;兩者都變成類帝國的實體,有些政府透過它們告訴其他政府該做什麼。在歐盟,原本灌輸以使命感而讓會員國遵守的開明利己,現已遭範圍很廣的規定性準則所取代,準則由核心國團體制定、執行,而他們目前跟三群入盟的國家齟齬之中:東歐、南歐及英國。我不想對歐盟準則下判決,也不想誇大轉變的過程;由其他方面考量,歐盟還是一個價值無限的聯誼組織,而且有潛力,成就能夠更大。但毫不含糊地說,歐盟不再是互助的俱樂部;變成強國告訴其他國家該做什麼。

  國際貨幣基金蛻變成有如世界銀行的全球基金,而世界銀行的成立基礎在履行救援的義務。按其本質,救援的義務既不是互惠也不該設有條件。但兩個組織變得被核心圈金主國支配,把義務化為權力。金主們先替援助開出條件,叫收受國採納特定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點子本身就很糟糕了,又很快遭到政治性質很強的非營利組織所劫持。目前,西方援助就環保及人權等要求,經常條件設定得太嚴格,即使在富裕社會都很難履行。舉個例子,世界銀行的一切專案都得有「環境影響評估」。水力發電專案變得不可能注資,原因是非營利組織認為它們侵犯人權。即便城市道路拓寬,都被西方人權倡議者擋下。碳排放標準,強加在世銀給貧窮國家的專案,比起在高收入國家的要高很多──鑑於非洲電力嚴重短絀,這件事備受憎恨。在此一樣,我不願誇大這種狀況:兩個組織依然造福極大,而且是主要工具,讓我們未來做更多好事。但它們已遭俘虜,待辦事項不同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