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幣三千年：50枚錢幣串聯的極簡中國史

作者：王永生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09-10
ISBN：9789570855975
頁數：576
規格：17 x 23 x 3.65 cm
 

元鈔：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紙幣
　　紙幣雖然是中國古人最早發明使用的。但是，最早發現中國古代紙幣的卻是一位名叫科茲洛夫的俄國人。他所發現的元代紙幣，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因為印證了《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關元代紙幣的記載而轟動了歐洲。
　　下面結合元鈔被發現的過程，向大家介紹元朝完備的紙幣制度及其對人類歷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元鈔的發現
　　最早發現元鈔的是俄國人科茲洛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中亞探險家，一九○八年初受俄國地理學會派遣第五次來中國探險時，在內蒙古阿拉善一座被廢棄的古城——哈拉浩特，發現了元代的「寶鈔」。他發現元鈔的過程頗有點傳奇，彷彿被深埋了五個多世紀的元鈔就專門等著他去發現似的。因為，科茲洛夫費盡艱辛第一次進入哈拉浩特古城挖掘時，只找到了一些古文書、佛像、紡織品、陶瓷以及古錢幣等。就在準備離開古城的時候，才偶然在一堆沙子下挖掘出厚厚一疊灰紙。因為每一張上面都蓋有紅色的官府印章，科茲洛夫因此認為這是中國的紙幣，就把它們裝進箱子，向青海進發了。他此行的計畫是經青海湖進入黃河上游考察，但是他心中總是惦記著哈拉浩特古城，似乎有什麼在召喚著他。於是，他又折返阿拉善，再次挖掘哈拉浩特古城。這次他選擇的是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打開佛塔後發現了堆積如山的經卷、圖書，以及各種材料製成的佛像。足足忙碌了四個多星期，才將挑選出來的三百多件佛像和兩千多冊書籍打包裝箱並運回了俄國。
　　這批文物的價值不可估量，其中有兩點最引人注意：一是有大量的西夏文圖書。西夏文是西夏仿照漢字的造字法則另外創造的一種文字，西夏政權覆滅之後，西夏文就隨之消失了。元朝以後，就已經完全沒人認識了。科茲洛夫發現的大量西夏書籍，對於了解西夏的歷史和文化自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其中還有幾部西夏─漢文字典，這對釋讀西夏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俄國因此成了世界上西夏學的研究中心。另一點就是蓋有官府紅印的古代紙幣。這些紙幣經過俄國學者的辨認，被確定為是元朝的紙幣。雖然《元史》中記述了元代的紙幣，但是，在此以前根本沒有人見過元鈔實物，不知道元代的紙幣到底是什麼樣子。當年秋天，俄國就將其中的一部分在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展出。因為這是保留下來的最早的古代紙幣實物，立刻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當時正好有日本學者在歐洲考察，途經聖彼得堡時，就將展出的元鈔拍了照片帶回日本，送給了在日本的中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隨即把它們收進了他正在編輯的《四朝鈔幣圖錄》中。儘管這些照片都是隔著玻璃拍的，模糊而且沒有比例，但是，這卻是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元代紙幣的實物照片。
　　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元代紙幣的實物是在新疆。那是一九○九年正月，就在科茲洛夫到達哈拉浩特前後，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的托克遜縣，有一位農民進山砍柴，意外地撿到一個包袱交給了官府，裡面發現一張「中統元寶交鈔」紙幣，於是又上交給了正在主持編纂《新疆圖志》的新疆布政司王樹柟。王樹柟雖然在新疆做官，卻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知識非常廣泛，對經學、歷史、地理、金石、文字甚至對俄國、希臘都有研究。他仔細檢閱之後，就將這張元鈔收進了他正在編纂的《新疆訪古錄》中，還附了一張他臨摹的圖。王樹柟比照實物親手描繪的「中統元寶交鈔」紙幣摹本，面值為二貫，並題寫「收藏家所僅見也」，意思是說以往的收藏家從來沒有見過這類東西。因為王樹柟的這本書印數很少，流傳不廣，所以這張很重要的紙幣始終也沒有被人重視。此前世上已發現的「中統元寶交鈔」全是一貫面值的，面值二貫的只有王樹柟描摹的這一張。可惜的是，這張二貫文的元鈔實物，在王樹柟描摹過之後，就下落不明了。
　　上面介紹的兩次發現都發生在清末。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元鈔又有四次重要的發現。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在西藏進行文物普查時，在西藏的薩迦寺發現了兩張元朝的紙幣，一張是「中統元寶交鈔」，面值一貫；另一張是「至元通行寶鈔」，面值二貫。
　　第二次是一九六○年，在江蘇無錫一座元代夫婦合葬墓中，出土三十三張紙幣，全部是「至元通行寶鈔」，面值有五百文和二百文兩種。
　　第三次是一九八二年，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重修白塔時，發現一張「中統元寶交鈔」，面值為十文。
　　第四次是一九八五年八月，在湖南沅陵江邊的雙橋鎮施工取土時挖出一口棺材，在隨葬的衣物中發現一個小錦包，裡面是一疊紙幣，全部是「至元通行寶鈔」，共有七張，每一張一個面值，分別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其中，三十文面值的，是中國國內發現的元鈔中唯一的一張。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清末兩次，新中國成立後四次，總共六次發現元鈔的地域分布很廣，並且元鈔的面值也都很小。這說明元代紙幣已經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貨幣，流通全國，暢行無阻。這需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來做保證。

二、元鈔的使用
　　蒙古人使用紙幣，完全是受金朝的影響。因為給蒙古人創制立法、度支理財的大臣，多半都是金國的漢人。他們在金朝紙幣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給蒙古人制定了以紙幣為主的貨幣制度。早在忽必烈稱帝之前，蒙古就曾經在華北地區發行過三次紙幣。第一次是太宗窩闊臺時期，第二次是憲宗蒙哥時期，第三次是忽必烈稱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發行的交鈔。這三次持續的時間都很短，流通的地域不廣，影響也不大。但是，第二次發行的紙幣，因為被一二五三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法國傳教士魯布魯克記載在他寫給教皇的出使報告《魯布魯克東行記》裡了，而成為歐洲人最早見得到記載的紙幣。魯布魯克是這樣描述蒙哥紙幣的：「契丹通行的錢是一種棉紙，長寬為一巴掌，上面印有幾行字，像蒙哥印璽上的一樣。」這是歐洲有關中國使用紙幣的最早報導。但是，因為《魯布魯克東行記》是寫給教皇看的，知道的人不多。因此，在社會上的影響反而不如後來的《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大。
　　據文獻記載，中統元年（一二六○）忽必烈即位之初，原來計畫是像南宋一樣，銅錢和紙鈔並用。後來因為聽從了劉秉忠的陰陽術數之說，認為蒙古人不適宜使用銅錢，而專行紙幣的。實際上，這僅僅是一種說辭，忽必烈決定選擇使用紙幣是由當時華北地區的現實條件決定的。
　　因為自金代以來，華北地區的銅錢以及銅料便嚴重不足，鑄錢的成本巨大，這是財力空虛且正與阿里不哥爭位的忽必烈所難以承受的。另外，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主要用於上層的賞賜，底層的民眾很難有機會接觸到，加之白銀價值高，使用時又需要稱重驗色，完全不適合百姓的日常小額交易。印造紙幣的成本低廉，便於操作，而且民眾也已經普遍接受；同時也便於收兌華北地區各個割據勢力所發行的紙幣，實現貨幣的統一。因此，忽必烈在稱帝的當年，便頒旨開始印造紙幣。在此後不及一百年的歷史中，元朝曾經先後發行過四種紙幣，它們分別是：忽必烈即位後發行的「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鈔」）和「至元通行寶鈔」（簡稱「至元鈔」）；武宗時期發行的「至大銀鈔」，時間非常短暫；最後一次是順帝時期發行的「至正通行寶鈔」（簡稱「至正鈔」）。
　　其中，最初由王文統主持發行的中統鈔最重要。王文統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政治家，很受忽必烈賞識，登基後就被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實際負責政務。王文統認真總結了金朝發行紙幣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發行中統鈔應該遵循的原則，大致有五條：一是中統鈔沒有時間和地域限制，可以在境內各處長期使用；二是各路原來發行的舊鈔，限期盡數收換，不再流通；三是各種賦稅，都收中統鈔；四是以銀作鈔本，可以隨時兌換白銀；五是印鈔只限於流通，不許挪作他用。上述措施，保證了中統鈔的信用。另外，元朝政府還在各路設立交鈔庫（或稱行用庫）作為兌換機關，同時下發新鈔和相應數目的鈔本銀，也就是準備金。百姓持紙鈔來兌換白銀、用白銀來兌換紙鈔，或是用舊鈔兌換新鈔，都依數支發，每兩收取手工費三分，收兌的白銀就作為準備金儲存在鈔庫。
　　應該說中統鈔發行之初，管理制度完善，購買力一直都比較穩定。但是，從平定南宋前後開始，元朝政府將加印紙幣作為彌補財政虧空的手段，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紙幣就開始了不斷的貶值。一變於武宗的「至大銀鈔」，再變於順帝的「至正鈔」。兩次變更鈔法，都違背了忽必烈當初專行紙幣的政策，試圖錢鈔並行，最終陷入了南宋及金朝曾一再出現的錢重鈔輕的通貨膨脹之中，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說元朝最後的滅亡與紙幣制度的破產有密切的關係。

三、元鈔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元代的貨幣制度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而元朝又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王朝。因此，隨著蒙古的對外擴張以及征服，元代的紙幣制度對周邊國家以及地區的貨幣流通、亞歐大陸間的貿易關係，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經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一是大量的白銀被輸入中亞、西亞乃至歐洲，開啟了歐亞大陸貨幣一體化的進程。
　　元朝政府推行紙幣，禁止金銀流通。閒置出來的大量銀錠，被稱為「斡脫」的與蒙古貴族關係密切的西域商人借貸後，運往當時苦於白銀不足的中亞、西亞出售，牟取暴利。這些白銀後來又隨貿易流入歐洲。據日本黑田明伸的研究，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中期，亞歐大陸上白銀的使用較之以往顯著增加，顏色也變白了。這批突然新增加且顏色較白的銀子，顯然來自中國。這是因為中國所產白銀含有較多的銻，呈白色的緣故。這種推測有一定的道理，特別是考慮到十四世紀後半期，亞歐大陸兩端的貨幣流通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互動變化，即隨著元朝末年紙幣制度的崩潰，社會上重新恢復使用銀錢交易這種幣制上的變化後，中亞、西亞以及歐洲流通的白銀也明顯地開始減少，且變得愈來愈稀缺。換言之，元朝紙幣體系的崩潰是與歐亞大陸白銀供給的減少相繼發生的。亞歐大陸東西兩地，同一時間段上貨幣流通發生如此緊密的互動變化，更印證了上述推測的合理性。
　　中亞地區的商務契約，以前一直使用布或銅錢，蒙古統治時期則一變而為銀錠，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開始使用一種叫索莫（somo）的銀塊進行交易。這種被稱為索莫的銀塊顯然就是來自中國的銀錠，在傳入中亞、西亞的過程中，蒙古語稱之為sukes（斧頭），回鶻語則稱為yastuk（枕頭）。實際都是對束腰形的元代銀錠的形象稱呼。在亞歐大陸的許多地方，參照中國的白銀稱量單位「兩」，確立了一個重約三十七克（相當於一兩）的標準貨幣單位，稱為騰格（tenge，或譯為天罡），用於長途支付和納稅，直到近代都在使用。在白銀從中國流入中亞、西亞的同時，由西方輸入中國最重要的貨物是鈷，它是製作元代著名的青花瓷的必備原料。
　　二是銅錢大量向東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長達六百多年的時間裡不鑄錢，專用中國銅錢。
　　元代在至大（一三○八—一三一一）以前，為推行鈔法，禁止使用銅錢，民間所藏舊錢大多被銷毀或賣與商人，透過對外貿易而販運至國外。元朝限制銅錢流通的政策，恰逢日本大量需求銅錢之時。因此，銅錢主要是流向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元史‧日本傳》記載，「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除用黃金交換銅錢外，日本更多的是透過貿易大量進口中國銅錢。如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日本將軍足利直義派兩艘商船來中國貿易，要求回去繳納銅錢五千貫，用以建造天龍寺。據說以後年年派遣，稱之為天龍寺船。一九七八年韓國在位於全羅南道的海底打撈出一艘元代的沉船，船上發現中國古錢四百七十箱，重兩萬六千七百七十五公斤，主要為宋錢，沉船是當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日本貨船。
　　日本直至明朝萬曆年間，在長達六百多年的時間裡，完全依賴從中國輸入貨幣來滿足國內流通需要。據日本學者對馬等四十八個地方所出土古錢幣的統計分析，除了無法辨別的不計外，在總數五十五萬多枚出土錢幣中，中國錢幣占百分之九十九‧八，其中宋錢占到百分之八十二‧四。中國古代銅錢與古代日本關係之密切、對其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三是紙幣制度被傳入中亞、南亞以及西亞的伊朗，並進而傳播了中國古代的印刷術。
　　元代的紙幣制度對周邊國家及地區曾產生重要的影響。文獻記載，日本在十三世紀末的足利將軍時代也曾用過紙幣，直至延祐六年（一三一九）才停止發行，據說一部分流通到十五世紀。印度的杜格拉克王朝據說在至順初年（一三三○—一三三一）也曾試用過紙幣。越南、朝鮮、伊朗等國更是仿照元朝使用過紙幣，其中以蒙古西征後建立的伊利汗國統治時期的伊朗，為解決財政困難而仿效元朝發行紙鈔的影響最大。據多桑《蒙古史》記載，一二九四年，伊朗在出使伊利汗的元朝丞相孛羅的指導下，於都城帖必力思?發行紙幣，完全是仿照中統元寶交鈔，並蓋有漢文專用印章。紙鈔雖然在強制實行兩個多月後便被迫廢除，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卻留下了一筆。
　　一方面使當時的波斯、阿拉伯人最早認識了中國的紙幣制度，並進而傳入了歐洲。紙雖然在十世紀中葉就已傳入歐洲，但是，歐洲根本想不到能用它作為交易媒介進行商品買賣。直到《馬可‧波羅遊記》問世後，才聽說「中國人用棉紙製成通用貨幣進行商業貿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換最貴重的東西」，但被視為天方夜譚，難以置信。在這種背景下，伊朗仿效元朝實行紙幣制度，使當時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因此而認識了世界上最早實行的中國紙幣制度，並進而傳入歐洲，不僅使之大開眼界，學會了使用紙幣，同時更為其後來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便利。波斯語中至今仍將紙幣稱作「鈔」（Chao），影響之深可以想見。
另一方面是推動了中國古代雕版印刷技術的西傳。早在八世紀初，唐朝已開始使用雕版印刷技術大量印刷佛經、書籍傳播知識了，而同時期的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基督教的寺院裡，還停留在手抄古代傳本的古老方式上，有可能接觸書籍的僅限於宗教人士及貴族。在這種背景下，一二九四年伊朗仿照元朝「鈔印用木為版」的技術印刷紙幣，是雕版印刷技術西傳的最早紀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打破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擴大了受教育的範圍，為文化知識的傳播和普及發揮了重要作用。
　　元朝是世界上最早實行純紙幣制度的國家，貴金屬金銀以及銅錢都不許流通，替代金屬貨幣流通的是國家強力推行的紙幣。這種紙幣統一由戶部發行，流通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種具有無限法償能力的不兌換紙幣，與之配套的還有計畫周詳並富有創意的管理措施。如：國內專用紙幣、禁用金屬貨幣、集中金銀並禁止出口、設置紙幣發行準備金、平準鈔價、統制物價等。
這種近代社會才通行的紙幣政策，在七百多年前元代的鈔法中大致上都已經具備。因此，我們可以說元代的紙幣基本上已經具備了近代紙幣的雛形。對於元代極富創新精神的紙幣制度，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不能因為元朝財政上的失敗而否定它貨幣制度上的創新性及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