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定價 $117.00 $0.00 單價
作者  : 林春美
出版社 : 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 202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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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風》可說是「非左翼」馬華文學史的一個縮影。
透過它,可以看到一個和左翼觀點截然不同的馬華文學史。


《蕉風》誕生於馬來西亞建國前夕,不僅是大馬最重要的華文純文學雜誌,也是世界出版史上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相對於冷戰時代激烈的革命文學主張,《蕉風》站在「非左翼」立場,大量引介文學新思潮與世界文學,並提供文壇新人嘗試創作的舞台,捍衛文學的獨立性,為馬華文學留下可貴的遺產。由於只發表中文作品,也讓《蕉風》與大馬華人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一定程度地見證了華人在這個民族國家的處境。

《《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以歷史為經,人物為緯,藉由文獻收集與細膩分析,定位《蕉風》在馬華文學發展脈絡中的歷史座標。林春美通過南來文人的著述與理念,闡釋《蕉風》初期的「純馬來亞化」主張,並爬梳馬華新文學體制建立之歷程;繼而藉由分析60至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觀照在蕉風椰雨中成長起來的本土第一代現代小說家。 

作者簡介

林春美


  馬來西亞檳城人,祖籍福建福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文學雜誌《蕉風》主編,現任博特拉大學中文專業副教授。著有散文集《給古人寫信》、《過而不往》;論文集《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編有《鍾情11》、《週一與週四的散文課》、《青春宛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議性課題選》(合編)、《馬華佛教散文選(1982-2010)》(合編)、《與島漂流:馬華當代散文選(2000-2012)》(合編)、《爬樹的羊:馬華當代散文選(2013-2016)》(合編)、《野芒果:馬華當代小說選(2013-2016)》(合編)等書。 

作者:林春美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05/04
ISBN:9789571388328
頁數:240
規格:14.8 x 21 x 1.2 cm
 

名人推薦

黃錦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有成(前《蕉風》月刊編輯,前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
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張錦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推薦序 如何透過《蕉風》思考馬華文學——序林春美論文集╱黃錦樹

緒言 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想像方天,以及他的時代
非左翼的本邦——《蕉風》及其「馬來亞化」主張
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
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起始
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
黃崖與一九六○年代馬華新文學體制之建立
張寒與梁園——一九六○年代《蕉風》「現代派」的兩個面向
蕉風吹到大山腳——一九七○年代小說敘事

參考引用書目 

如何透過《蕉風》思考馬華文學――序林春美論文集╱黃錦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馬華文學的研究有一定的難度。即便是受過完整的學院訓練,也不見得能做出有意義的成果。考驗的不只是訓練,還有想像力、洞察力,解釋的能力與創造的能力,那幾乎和寫作一樣困難。不多的大馬在地研究者中,林春美、莊華興和黃琦旺都是出色的例子。
近年因老輩凋零,藏書散出,集中在幾間大學圖書館,資料取得已經比較不是問題,或許也因此對研究者帶來更為嚴竣的考驗。數十年來,馬華文學近乎沒有改善可能的貧困,常使在地研究者受到疑似的傳染――如果貧困也能傳染的話。「傳染」當然不是個準確的用語。馬華文學的貧困是雙重的,評論和它的對象(作品)二者誰也超越不了對方,成了「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如此,當然是有原因的;那原因,當然是歷史的、政治的。
林春美這本收集了多篇優秀論文的《蕉風》研究專著,恰恰是透過具體的個案,為我們闡明困境是怎麼形成的。
《蕉風》是大馬最重要也最長夀的華文純文學刊物,它恰恰誕生於馬來亞建國的前夕;在左翼是王道的年代,相對於那種種殺氣騰騰的革命文學刊物,它代表著「非左翼」;前者重視「革命」,後者重視「文學」自身;在冷戰的年代,後者被指控「綠背」(美援),而前者背後無疑有中共(有形無形的協助),紅背對綠背,兩者都深深的捲入政治。
把文學的美學面向視為頹廢,而以近乎絕對禁欲的態度操作名之為「文學」的事物,不知道自己行徑等同於自毀的革命文學陣營,沒能留下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應該說是毫不奇怪的。反之,雖歷經作風和理念不同的編輯,依然守護著文學自主性的《蕉風》(六○年代左翼馬華文學史教父方修在撰寫逐年的文學回顧時,可是直接把《蕉風》及其出版品略過去),倒是為馬華文學留下可貴的遺產。《蕉風》因此可說是「非左翼」馬華文學史的一個縮影。透過它,可以看到一個和左翼觀點截然不同的馬華文學史。 

緒言 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一九九九年,馬華文學雜誌《蕉風》出版休刊號,結束友聯文化機構在馬來西亞開創的「世界上出版歷史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的一則傳奇。《蕉風》一九五五年由香港南來文人創辦,持續刊行四十三年餘,前後出版共四百八十八期。第四八八期《蕉風》有幾篇「休刊特稿」,分別是由姚拓以「蕉風編委會編輯和顧問們」的名義所寫的〈蓄足精力 再次奔馳——蕉風暫時休刊啟事〉、張錦忠的〈那些舊事,無端的〉、許友彬的〈蕉風六記〉,和梅淑貞的〈夢裡相思〉。今時今日,隔著二十年的距離往回看,這幾篇文章,加上該期的編輯室報告〈我在蕉風休刊的最後日子〉,可說是為我們保留了傳奇終結之際最現場的感受。其中值得注意的要點有三:
一、至出版最後一期,《蕉風》的自我定位為「一本純文藝性質的刊物」。其之「純文藝」,在馬華文壇顯然是存在已久的認知。在七○年代已聲名鵲起的詩人梅淑貞說,《蕉風》是她「青澀的六十年代裡一座神聖無比的殿堂」;至九○年代末,休刊號上一名年輕作者也同樣以「文學殿堂」來形容《蕉風》。
二、作為上世紀末馬華最重要的純文藝雜誌(如果不是碩果僅存的話),停刊的意思,不是停止出版那麼簡單。姚拓在休刊啟事中指出,由於本地純文藝刊物讀者人口有限,《蕉風》自出版以來沒停止過虧損。他略陳《蕉風》從創刊起,至其後隨物價騰漲而逐漸加重的虧損數額,申明這些款項一向皆由吉隆坡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擔,並逐一開列友聯屬下公司名字,解釋隨老董事退休,公司業務交由新一代管理。言下之意,是新公司無意再擔負雜誌虧損。《蕉風》常年固存的經濟窘境,亦可從曾任《蕉風》編輯的許友彬和張錦忠的上述文章中一再得到確認。儘管如此,我們從該期編輯室報告,及以日記方式記錄事態進展的〈蕉風六記〉可知,停刊並非可以輕易達致的決定,即使在最後階段,這個「決定」還是充滿變數。主事者對它的情難割捨,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然而,一家機構結束旗下虧錢日久的營業,又為何須在啟事中鄭重交代原由?顯然,《蕉風》的意義已不僅僅是一本純文學刊物。作為走過馬來西亞建國前後幾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純文學刊物,它更是一份文學資產,馬華文學史精粹的資料庫。停刊,意味著將資產變成遺產,資料庫變成博物館。因此許友彬才會假設,如果他和一群「老蕉風」承接過《蕉風》的擔子,一定不敢讓《蕉風》停刊,「我們不敢讓蕉風比我們先死,那我們會成為千古罪人。」《蕉風》的出版,似乎是沉重的社會責任。
三、所以才有「把棒子交出去」的設想。《蕉風》的編輯工作曾在許多風格各異的文人手中交接過,然其出版一直都是在友聯的經濟承擔下進行。要在友聯易手後賡續《蕉風》出版,則須再另作委託。在那則休刊啟事中,姚拓對於「交棒」的想法是,先籌募一筆款項,成立「蕉風出版基金會」,然後交由專門設立的基金委員會管理並籌畫以後的出版。如此看來,那「棒子」,不只是一面經營了四十多年的招牌,還包括了社會責任,與文學信念。
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不完全按照當初的構想。蕉風出版基金會未能成立。二○○二年,《蕉風》復刊,以期號第四八九接續出版,已是由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一力承辦。「友聯—《蕉風》」正式走入歷史。
對《蕉風》歷史的回顧與討論,可謂開始得早,發展得慢。在它休刊的同一年,即有張永修的〈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一文,從副刊編輯的經驗,談《蕉風》末任編輯的特色。其後出現的討論相當零散,其中較具持續性與具影響力的,當屬曾兩度擔任《蕉風》編輯的張錦忠的論著。而研究成果較集中的展現,則須等到二○一六年,由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與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辦的「文學、傳播與影響:《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
爬梳這些年來《蕉風》研究的脈絡,可發現兩條主線,一條集中在對現代主義的討論,另一條則為冷戰論述。以下分別概述。


張錦忠是《蕉風》現代主義文學最熱情的研究者。除卻在上述拉曼大學研討會上發表的〈論「馬華文學批評匱乏論」與《蕉風》〉,以及晚近幾篇與《蕉風》第一任執行編輯方天有關的短文,他早期的討論重點,主要聚焦在《蕉風》借助翻譯推動現代主義文學,與對現代詩的提倡之上。
張錦忠最早的討論以以色列理論家易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複系統理論為切入點,以陳瑞獻為個案,緊扣一九六九年陳瑞獻加入《蕉風》改革的編輯陣容,而促成的新馬兩地兩股推動現代主義文學勢力之匯流。他指出,六○年代中期以後,陳瑞獻、梁明廣這類才氣縱橫、視野深遠的作者與編者的出現,以翻譯文學填補創作文學之不足,並結合新加坡「六八世代」青年作者與《蕉風》的人力物力,才形成了新馬現代主義文學的第二波浪潮。與此相關的論文,多收錄在他二○○三年出版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一書中。
張錦忠對馬華現代主義浪潮的探討,從第二波開始,而後方上溯第一波。二○○八年在博特拉大學所辦第五屆漢學研討會上,他發表了〈亞洲現代主義的離散路徑:白垚與馬華文學的第一波現代主義風潮〉。這篇論文勾勒五○年代末、六○年代初,白垚的詩學思想革新理論與書寫實踐所掀起的「反叛文學運動」的歷史面貌,認為這場運動雖未捲起高蹈現代主義風潮,卻帶動了「自由體」的盛行。他把這種風氣,與同時出現的白垚〈現代詩閒話〉與黃崖〈現代文學欣賞〉系列文字所體現的文學現代化現象,稱為「馬華文學的第一波現代主義運動」。而追溯白垚〈新詩的再革命〉宣言系譜,張錦忠亦指出了現代主義華文文學在台灣、香港、新馬華語語系文學場域的離散與散播路徑。其後張錦忠出版專著《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二○一一),其中有兩章特別與上述兩波現代主義浪潮有關,而對上述說法也多有重述。後來對《蕉風》的討論多集中在現代主義的傳播與現代詩,可能多少受了張錦忠的影響。
方桂香的博士論文《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文藝〉、〈文叢〉、〈咖啡座〉、〈窗〉和馬來西亞文學雜誌《蕉風月刊》為個案》(二○一○),在論及新馬現代主義運動與《蕉風》的部分,看法大致與張錦忠相近。而伍燕翎、潘碧絲、陳湘琳合撰的〈從《蕉風》(一九五五—一九五九)詩人群體看馬華文學的現代性進程〉(二○一○),對現代詩浪潮之形成的解釋,顯然亦受張錦忠所啟發;其所指現代性,主要表現在彼時詩歌所反映的現實內容,包括國家認同、本土意識、現代情感、現代生活方式與心理狀況之上,然對其之所以產生未做深究。
二○一六年「《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研討會,豐富了相關範疇的成果。其中,謝川成〈《蕉風》七○年代:後陳瑞獻時期現代文學的傳播策略〉,鎖定七○年代後半葉的《蕉風》,然而「後陳瑞獻時期」與「陳瑞獻時期」的現代文學傳播策略,大致無甚差異。同樣談文學傳播的還有李樹枝〈升起現代文藝的大纛:《蕉風》、余光中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他指出一九六四至八九年間,《蕉風》乃以轉載與編輯作為方法,借推介台灣現代主義典範作家余光中,以傳播現代主義文學。另外,林建國的〈文學現代主義作為方法:從《蕉風》中譯《尤里西斯》談起〉一文,則批判把一九七○年《蕉風》所刊《尤里西斯》中譯,作為現代主義的神壇信仰。
談「反叛文學運動」的有兩篇,分別是黃琦旺的〈反叛文學誰在反叛:談戰後馬來亞的新寫實及獨立前後《蕉風》的「現代」〉,與賀淑芳的〈現代主義白堊紀:反叛、局限與孕育〉。前者比較戰後以至獨立前後寫實與現代兩種風格中的「現代性」,主張現代詩的詞語才是「反叛文學」真正的意義。後者則以白垚為討論中心,乃其博士論文的部分成果。其博論《蕉風創刊初期(一九五五—一九五九)的文學觀遞變》(二○一七)除了討論《蕉風》創刊初期的本土認同與家園想像之外,也分別討論四位與《蕉風》相關的南來文人—方天、馬摩西、姚拓、白垚,探討在冷戰局勢編碼中,他們的書寫與文學觀,是否可能從「反共」與「馬來亞化」的宗旨中剝離開來。
此外,尚有以常見於《蕉風》的個別作家為研究對象的,比如李有成〈溫祥英小說的文學史意義〉、溫明明〈「烏托邦幻滅」之後:李宗舜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在《蕉風》上的詩歌寫作〉,與林春美〈張寒與梁園—蕉風「現代派」的兩個面向〉,此不贅述。


從冷戰脈絡切入討論《蕉風》,主要與其母體—友聯—相關。友聯接受美國經濟援助的傳言與揣測,在五○年代已經出現,這也是當時《蕉風》遭左翼文學陣營抵制的原因。檳城資深報人謝詩堅在其博論《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一九二六—一九七六)》(二○○九)裡論及《蕉風》這本「右派刊物」時,就特別強調它的反共背景,及與美國新聞處之間的密切關係。然而友聯同仁對此諱莫如深,甚至事隔五十年,姚拓、白垚在他們相繼出版的自傳和回憶錄中(《雪泥鴻爪》,二○○五;《縷雲起於綠草》,二○○七),都沒有對此做出回應。
然而,在香港,一些他們的同時代人、或者曾經參與其事的文人的著述,卻逐漸讓友聯的背景浮現出來。其中,以盧瑋鑾、熊志琴編輯整理的口述歷史《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二○一四;第二冊,二○一七)最具代表性。該書收錄多位五、六○年代活躍於香港的文化人的訪談,他們主要都是和友聯機構或《中國學生周報》有關的人士。其中有幾位,比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王建武,都曾經參與友聯在馬來西亞的工作。這本書以歷史當事人的口述方式,第一次那麼集中的將友聯確實曾經接受美援之事,公諸於世。它後來在討論《蕉風》的文章中常被引述,可見其影響之大。
此外,晚近台灣學者的研究,尤其是陳建忠的〈「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二○一二),與王梅香的《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十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二○○五)、《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一九五○—一九六二)》(二○一五),雖然並未涉及馬華文學,然而對於討論《蕉風》而言,卻有極大的幫助。其中最大的作用可能在於以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解密檔案,確證了友聯出版社與美國新聞處之間的關係。
上述著作對《蕉風》研究影響深遠。在其後對《蕉風》的討論中,友聯的美援背景,以及它創辦年代的冷戰氛圍,即變成論述的切入點,抑或關懷所在。莊華興的〈語言、文體、精神基調:思考馬華文學〉(二○一五)一文即指出,在冷戰氛圍下,馬華文學的精神基調,從戰前現實主義雜文體的批判精神,轉向戰後現代主義抒情(悲情)敘事體精神,形成以「聲部」(控訴,繼而產生孤憤情緒)與感官取代抽象性思維的異化現象。追溯這篇文章中「現代主義」的開端,即來源於戰後一批南來文人,以及他們所創辦的《蕉風》。他在另一篇文章〈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中,指這些一九四九年之後離境在外的文人,將馬來亞建立成他們在香港之外的第二個民國文化文學場域。而《蕉風》,作為「民國文學」在海外的基地,在五、六○年代引進現代主義思想,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世界的冷戰大結構,以及友聯的美援背景。而他們在鼓吹現代主義信仰的背後,其實藏著「鮮為人知的政治目的與使命,即透過現代主義貫徹個人主義與自由民主的思想」。因此,他認為,在冷戰的時代氛圍中,是「馬華(民國)文學」把國共勢不兩立的情況帶到新馬,並以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的形式出現。後一篇文章是二○一五年在中國暨南大學所辦的馬華文學研討會上發表的。
在同一場研討會上,還有另一篇討論友聯的文章。那是許文榮的〈文學跨界與場域適應〉。他以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論述香港友聯之所以能夠跨界開闢文學疆場,並很快在馬華文學場域中如魚得水,主要因為能適應馬華場域的慣習,這得力於它的反共背景、《蕉風》的馬來亞化方針,及其所發起的現代主義風潮。賴美香〈美援文化下的馬來亞華文出版界:以五、六零年代友聯出版社為例〉(二○一七)一文,同樣以布赫迪厄的理論來切入討論,但顯然從王梅香、盧瑋鑾諸人的著作中,掌握了比許文榮更多的有關友聯美援背景的資料,所以可以更「確鑿」的論述友聯如何憑借其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等優勢,在馬華文學場域取得方便。這是她後來碩士論文《從冷戰前期星馬出版的期刊雜誌探討馬華文學的生產(一九五○—一九六九)》(二○一九)的部分內容。
以友聯來解釋《蕉風》,把背景變成前景,似乎成了一種趨勢。即使在以「《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為主題的研討會中,也出現幾篇與此相關的文章,比如許通元〈《蕉風》這道謎題:從友聯與亞洲基金談起〉、賴瑞和〈《蕉風》的台灣化時期(一九六四—一九六七)〉、郭馨蔚〈台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例(一九五五—一九七七)〉,及辛金順〈重置與編碼:論冷戰時期《蕉風》的現代文學生產、傳播功能和意義〉。這些文章多把友聯的美援背景、其同仁的人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立場,視為其政治議程,並以此來解釋《蕉風》各個時期的演化與走向。其中一些言論匪夷所思,將《蕉風》「陰謀化」,比如把前文所言的「蕉風出版基金」之籌辦不成、復辦《蕉風》的意圖等,渲染成令人揣測的「迷思」;又或者為《蕉風》早年沒列出編輯名字的做法,塗抹上幾分「不可告人」的神祕色彩。
綜上所述,可知近幾年對《蕉風》的討論,很大程度集中在友聯的政治背景,及美援文化對其編輯方針與文學生產的作用之上。冷戰結構、美援文化對於文學生態自是有其不能忽視的影響。可是,我的疑問是:它是否就是文學生產唯一可能的、抑或最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