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

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

定價 $193.00 $0.00 單價
作者  : 柯立安.斯考森
譯者  : 潘勛
出版社 : 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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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共產黨》是一部保守主義的經典作品,暢銷美國長達半個世紀,銷量累積二百多萬冊。

該書出版於1961年,之前的1958年,是共產主義猖獗、橫行的年代。二戰結束之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並未如其他自由民主國家那樣,開始休生養息、重建家園,反而在政治上輸出革命、推動共產獨裁,積極攻城掠地、蠶食併吞小國,軍事上研發飛彈、囤積核武。世界頓時被一分為二,人類也被區分成自由人以及奉行共產獨裁的「馬克思人」。

《赤裸裸的共產黨》是反過來看的《共產黨宣言》?

進步年輕人以此為榮、曾以進步之名而投身的「共產革命」,實則是一場造成一億五千萬人死亡、耗蝕全球元氣的「運動」,成為人類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威脅。《赤裸裸的共產黨》一書,首次提供一個機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透析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從馬克思到史達林、列寧、赫魯雪夫,從二戰、中國赤化到古巴危機,把共產黨虛幻的外衣給扒下來,赤裸裸地看個精光。他指出共產黨人偏好暴力、好耍詭計、背信棄義,但全都被所謂的「革命」給合理化。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共產運動看似式微,走入末路,但他們實則躲藏在資本主義的包裝下,利用自由世界對民主自由的信任,把紅色思想再次滲透到世界各個不再防備的角落,等待時候,伺機而起。今日,冷戰結束快要超過30年,但是共產主義的影響力依然有死灰復燃之虞,所以本書的重要性一如60年前。如果沒有注入抗體,人們很快就會被紅色思想感染。

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為何對共黨著迷?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特別會吸引自由世界的某些知識分子。原因在它包含引人入勝的「自然哲學」。共產主義這種哲學,似乎解釋了現存萬有的起源及發展——生命、行星、銀河、演化,甚至人類的智商。此外,共產黨也提出各種理想化的社會主義目標、人類最終擺脫政府約束的終極發展方向,對那些以往沒浸淫哲學的人,這些概念令高喊理念、缺乏實務的左派知識分子感到著迷、產生說服力。

而自由世界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想讓水與火交融。我們為自由而戰,卻容許我們的小孩成長時相信一些其實是共產主義基本教義的觀念。年輕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求學時就變成了共產黨的潛在支持者。

顛覆自由世界的「45個目標」已經快達成?

當年,斯考森羅列出共產運動的「45個顛覆行動目標」,原本只是作者本人的大膽預言。這些目標包括,「巴拿馬運河國際化」、「滲透並控制大企業」、「支持一切社會主義運動,而取得集權式的控制」、「滲透媒體」、「動用學生暴動來煽動民眾抗議」、「控制各級學校」、「承認共產中國。允許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等等。最後我們發現,斯考森所說的並非預言,而是要世人警惕共產陣營企圖如何影響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因為這45個目標當中,只剩下最後一個還沒有被共產黨給突破!

今日通過了解共產思想的運作,還有它如何侵蝕全球自由的經過,甚至比以往還要來得更重要。這是因為,自由民主社會裡的各種觀念和思想,比如多元化、公平正義等貌似「進步」的價值,背後的哲學和思想基礎實則就是共產主義。作者認為,經由《赤裸裸的共產黨》之分析,建立起個人的思想防線,才能進而把整個社會武裝起來。

本書特色:
雖然最初是寫給美國一般大眾的書,但對中文讀者的啟發很大。其內容簡單明瞭,把艱澀的共產主義思想、主義用平鋪直述的方式,以淺白的文字來介紹。可以說,它不是簡單的詮釋理念,而是剖析其錯誤。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倒著讀的《共產黨宣言》。
本書也是一部赤裸裸的共產黨史。從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成長背景,說明共產主義在怎樣的狀況下被提倡,並且如何意外地在俄羅斯發展、壯大,進而有意發展成掌控全球的單一思想。
剖析共產主義的核心思想在當代如何以各種進步觀念的名義,侵蝕自由世界。要讀者認清在美好宣言的包裝下,那些害人不淺的糖衣會你付出怎樣的代價。 

作者簡介    

柯立安‧斯考森(W. Cleon Skousen)


  斯考森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世界知名作家、演說家、教授,專業領域涉及自由原則、美國憲法、經濟學、古代歷史及聖經。他是前美國聯邦調查局高級幹員,在FBI任職超過16年時間,之後轉任楊百翰大學當教授11年,並任美國著名雜誌《法律與秩序》主編15年。他曾經在60多個國家及美國各地發表過多場以反共為主題的演講,是美國反共運動的重大推手。

  本書出版時,美國正值「紅色恐慌」時期。斯考森創作此書的原因是,他發現找不到一本簡明地探討共產主義威脅的書籍,而當時急需這樣一本書來引導美國公眾。因此,他利用自己在FBI的工作經驗,經過數十年的研究,閱讀了一百多本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和條約之後,推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新著。

  斯考森剝下了共產主義宣傳和虛偽的外衣,幫助讀者們透視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它的訴求、歷史、不變的基本概念,甚至還有它的秘密征服世界時間表。

  他還著有《飛躍五千年》(The Five Thousand Year Leap),《赤裸裸的資本主義》(The Naked Capitalist)等書。斯考森2006年以高齡92歲過世,並由他的兒子保羅‧斯考森(Paul Skousen)完成了後續的修訂工作。

譯者簡介

潘勛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撰述委員。譯有《富國強兵之後》、《野心時代》、《貿易大歷史》、《偉大的貪婪》等書;合譯有《理性選民的神話》、《西方憑什麼》、《世界是平的》等書。 

作者:柯立安.斯考森
譯者:潘勛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9/11
ISBN:9789578654785
頁數:464
規格:15 x 23 x 3 cm
 

前言
原序  《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保羅.斯考森
 
序章  馬克思人的崛起
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奠基者
第二章  共產主義的魅力
第三章  共產主義解決世界問題的手法
第四章  簡批共產主義處理世界問題的手法
第五章  共產運動在俄羅斯崛起
第六章  俄羅斯如何變成世界共產強權
第七章  共產主義來到美國
第八章  共產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九章  戰後時期共黨攻擊自由世界
第十章  赫魯雪夫治下的共產主義
第十一章 古巴被共產黨赤化
第十二章 未來的任務
第十三章 共產主義的四十五個顛覆目標
 
附錄 五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問題一 他們如何為共產主義辯解?
問題二 一個民族如何成立自由國家?
問題三 什麼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問題四 早期基督徒實行共產主義嗎?
問題五 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秘密武器?
 
參考書目 

《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
保羅‧斯考森(Paul B. Skousen)

二戰結束時,本書作者W‧克里昂‧斯考森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暢銷全國的書本,更沒料想到寫出來的這本書,最後會名列冷戰經典作品。
他本想寫一本簡明、便於閱讀,讓人想綜觀共產主義、共產戰術戰略時,可以毫無障礙的書。他希望乾淨俐落地寫出共產主義自訂的道德觀,它如何摒斥猶太—基督教倫理,它對權力及掌控的貪婪,還有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斯考森確實了解,學術文庫裡已經有不少書籍及專文在談論這個主題。即使百科全書都有一到兩頁是在講述共產主義。但那些文本論述時不溫不火,讓他感到不悅。而且據他觀察,有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洞見,廣泛地分散在太多的原始資料當中,一般讀者不易取得之外,也難以理解。

太多「主義」了

二戰之後那幾年的一九四○年代,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太在意,至少一開始沒有。他們受夠了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帶來的壓力及物資不足之苦。身為一個文化體,美國人此時打算聚焦在建設自己的「美國夢」。政治上叫共產主義的那個東西,似乎不值得在意,只是屬於歐洲或某個遙遠地區、一大堆「主義」當中的又一個而已——算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抽象詞彙,照說該由政治人物處理,以便其他人都能快樂地期待去黃石公園度假、去買款新車、房子,或超炫的收音機。
只是,共產黨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幾乎每一天,它都出現在新聞的頭條,以及廣播新聞當中。
到了1947年,蘇聯已斬斷與美國只同甘不共苦的合作關係,動手把東歐拉進經濟軍事同盟。崛起中的蘇聯帝國,其內部任何反史達林的哭號抗暴,很快都遭無情的戰爭機器搗碎。可悲的是,就在眾人呼號求救愈升愈高,終於傳過大西洋,來到美國東岸時,蘇聯這個大惡霸警告西方,叫他們別多管閑事,並威脅說膽敢來管的話,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便是東、西方的對峙,到了1947年還被冠上一個不祥的名稱,叫「冷戰」。
那時候,西方認為自己蠻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向政府保證說,任何來自蘇聯的威脅,僅侷限在歐陸打傳統戰。1947年9月26日的機密報告說:「各國當中,能威脅美國安全的只有蘇聯。蘇聯目前的戰力,無法侵略到歐亞大陸以外,但足以橫行於歐陸大部分地區、近東、華北及朝鮮半島。」
只是,就在兩年後,隨著蘇聯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那種頗為自得的觀點就此化為烏有。

世界權力由美國移轉

1949年,蘇聯引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西方自負的核子優勢,突然就沒了。四年後,蘇聯人引爆熱核氫彈,將冷戰擴大為追求核子優勢的真正競賽。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趕跑大敵中國國民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另一個共產國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國名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毛澤東擔任元首。
八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上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nik 1),繞行地球軌道約1400次,叫數千萬人驚恐地相信,有朝一日核子彈會在頭頂繞行。
這些事件不禁叫忙碌的美國人大為好奇,這一股既不明確但又暴力,正在成長,叫共產主義的力量,似乎取得偌大的進步。它是何方神聖?
大致說來,美國人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認為,它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正義的工具,強迫獨裁政體統治的國家要實施平等。對其他人來講,它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承諾讓各地勞工取得公平薪資。世界上有些工會會採取共產黨的戰術力量,來改善工資和福利,他們快樂地看到,在新的馬克思規矩下,工會的會員數大為增加。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是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延續;它替無政府主張累積足夠的說服力,製造社會不安,想推翻美國的生活方式。
雪上加霜的還有叫人難受的韓戰、間諜網、滲透、諜報活動、羅森堡夫婦(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被捕處死、鐵幕屹立,以及蘇聯與日俱增的建軍行動。

沒有在阻止共產主義嗎?

1950年代早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扮演帶頭角色,努力揭發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他呼籲採取適當步驟,確保美國的安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同時進行類似調查行動,但與麥卡錫無關。
到了1957年,共產黨在美國的公開活動似乎達到了高峰,接下來慢慢減少。1950年代結束時,「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黨員流失,人數由10萬人左右,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便如此,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曉得共產黨還在暗地裡擴張,局裡派了1500名線民到美國共產黨臥底,持續監控。

伊莉莎白‧本特利

對聯調局來說,諜報活動是既頭痛又討厭的問題。聯調局曾投注龐大力量,想糾出顛覆團體,從最敏感又層級高的政府官員當中,對共產黨連根拔起。這可是一件不輕鬆的苦差事。
辛苦工作偶爾會有收穫。例如在1945年,蘇聯間諜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投誠,並透露在美國活躍的蘇聯間諜共有150人。名單裡有三個大人物,他們是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錢伯斯(Whitaker Chambers)及希斯(Alger Hiss)。他們的驚人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七章清楚交代。
當時,同情共產黨理想的報紙記者試著摧毀本特利的可信度,有人把她叫做「女間諜瑪塔‧哈里」(Nutmeg Mata Hari)。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本特利天真幼稚,被共產黨愚弄而不自知,不過是個「金髮碧眼、婀娜多姿的紐約人」。

終於打開蘇聯的機密庫房

本特利冤枉了她的前同志嗎?斯考森的描述是對她有利的,指出她不僅沒錯,但那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冰山正偷偷劃破美國這條大船的船身。在斯考森出書之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有關本特利證詞的辯論才漸漸被人所遺忘。
之後,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就被揭開了。強大的蘇聯帝國1980年代開始變弱,1991年崩潰。過沒多久,蘇聯的機密庫房、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檔案資料公諸西方人端詳。
幾千份解密的間諜文件經過翻譯、檢視之後,證據開始浮現,本特利的證詞獲得證實——
財政部資深官員懷特的確是間諜,在美國進行諜報活動。美國國安局解碼專家提供進一步佐證,找出懷特的蘇聯秘密代號為「法學家」(Jurist)。
錢伯斯參與間諜網獲得證實,跟他早些年在自己著作及演講當中所吐露的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至於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的希斯,1950年他因偽證罪下獄過了很久,才被認出是一個在華府運作,名為「魏爾小組」(Ware Group)的地下共產黨細胞。當時對於他有沒有犯下間諜罪,大家還有一定程度的疑慮。同一批蘇聯檔案顯示,希斯長久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員,另證明「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分析得沒錯,認定蘇聯電文裡化名「阿列斯」(Ales) 的人,就是希斯本人。

試圖馴化「北極熊」

當時的外國陰謀、間諜行動及國與國之間的猜忌,多如漩渦且亂成一團,斯考森想寫作,想揭發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可比擬成踏上艱難路程。
斯考森在1958年指出,「我想描繪共產黨內心的想法,如此美國人才會真的了解共產黨的動機及野心。」
斯考森認為,要把複雜、卷秩浩繁的研究論文,整併成一冊淺顯易懂的書,是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基業。
斯考森在1958年受訪時表示,「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能把全部材料寫進一本書,那麼一般美國人日常讀報時,才能夠把共產黨的嘴臉瞧得夠清晰,才能洞析出蘇聯的策略是什麼。」
斯考森歷史學得很好。他熱愛政治學,取得法學學位,盼望能深入研究憲政自由及其面臨的威脅。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於1935年加入聯調局,時間長達十六年。

歷練多職

斯考森廣泛接觸聯調局的工作範圍。他由最基層的傳令做起,很快當到訓練員、跨小組行政員、槍械教官、維序教官、督察員助理及管轄二十五人的通訊處長。跟所有幹員一樣,他奉調到全美很多城市,當時聯調局說這樣是「接受歷練」。
此外,他的職務經常有一些能夠發揮斯考森能力的專案及特別任務打岔進來,比如演講、教學、訓練及寫作。
1945年,他撰寫一份公關文案叫《聯邦調查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調局拿它作為官方出版品,幾年內印刷數百萬份,廣傳各地。
斯考森通常一年要到全美各地演講一百到兩百場。他的一名直屬上司這麼形容他,「他是局裡最棒的演講家之一,完全忠誠,熱情洋溢……」
駐在加州時的某天早晨,斯考森去參加了一場臨時會議。主持會議的聯調局幹員胡德(R. B. Hood)召集了大約三十名局裡認可的演說家,對他們說,他們要留意接下來要聽的一場演講示範。結束後胡德轉身對斯考森說,請他發表剛剛提到的示範。後來斯考森回憶說,他竭盡所能,但「過程中瘦了十磅」!最後胡德宣布,斯考森將擔任一門舉行數週時間的演講課的新教官。

聯調局內部的共產主義學者

斯考森任職於聯調局時,並沒有被派到研究共產主義的反諜報單位,也沒有針對這個課題產出任何相關的研究文件。然而,聯調局幹員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僅於「犯罪」或「安全」。他們在兩個領域都受過訓練,不時轉職於這兩個領域之間的職務。斯考森的日常工作,讓他接觸到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同情者。他有很多機會與聯調局內「負責」鑽研共產主義的權威及專家交談。斯考森日誌裡點名提到,自己研究共產主義時,幾位聯調局官員曾幫忙指導過他:
斯考森寫道,小名「米其」的拉德(D. M. Ladd) 熟稔共產黨諜報機器運作的程度,可能比聯調局其他人都要高。拉德一度是聯調局三把手,只是為時不長,他另擔任聯調局反情報行動的主管,監督多起冷戰重大國安案件的偵辦行動,包括希斯、羅森堡夫婦等等。
斯考森寫道,小潘寧頓(Lee R. Pennington, Jr.)「是我聯調局時代的好友之一,同時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恩師。」潘寧頓是聯調局的資深幹員,與胡佛局長密切合作,專精於找出共產活躍分子及同情者。1953年退休時,位列聯調局第三人。
斯考森說,「當我還是菜鳥幹員,在華府受新訓時,哈特爾(Guy Hottel)是我的主管(Special Agent in Charge, SAC)。他積極參與調查首都地區的共產黨員及犯罪的陰謀。」哈特爾與胡佛非常親近,有段期時擔任胡佛的貼身保鑣。
共產主義專家蘇利文(William C. Sullivan)是國內情報處處長,一度是聯調局第三號人物。他也是1962年出版,胡佛掛名作者的《共產主義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一書的主要寫手。

與蘇利文變成朋友

斯考森與蘇利文通過幾封信,斯考森在當中一封告訴蘇利文,《赤裸裸的共產黨》幾週之內就要付梓,「我真應該把書稱為『我倆』合著,因為我永遠感謝你給我的絕佳指導。我唯一遺憾之處,是無法在導論中寫上兩三段,提到你對成書的貢獻。然而,我敢確定,你閱讀此書的時候,一定能領會我對你傑出研究的感激之忱。你的研究像挖出的許多金塊,而我把它用在書中當素材。」
接下來蘇利文寫了幾封信,協助斯考森修正內容,並充實一些額外細節與引言。
斯考森由這幾位聯調局好友,以及其他的親身經驗,取得特殊的知識及洞見,了解到是什麼東西讓共產主義有效發揮,而驅使共產黨起作用。
斯考森解釋說,「我問(聯調局)一位專家,為什麼我們不把(研究共產主義)的資訊散播出去,他對我說,原因在於『你不能把它以任何形式交給大眾,現在還不是時候。』他說,『你讀大約一百七十五本唯物辯證法書籍之後,就能領略了。』我說,『好,先派我去參加研討會吧,我想好好研究一下。』他說,根本沒研討會,沒人寫過專題論文。」

與好萊塢的親密接觸

斯考森說,自己第一手接觸共產黨的經驗,出現在最沒料想到的時機。其中一次,是發生在他負責聯調局與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聯絡官的任內。胡佛局長要他嘗試,「策反」一位主演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明星,要他別再金援當地的共產黨,別再參與據說是共黨陣線的促進團體「藝術科學專業獨立公民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
斯考森談到德‧哈維蘭(Olivia de Havilland)時說,「我安排好時間,去德‧哈維蘭跟她姊妹們在好萊塢的豪宅拜訪她。跟所有明星一樣,她們宅邸都有很考究的門面,但人住在後頭的合居式公寓裡。」 
斯考森開始對德‧哈維蘭小姐講,胡佛局長對她在電影的演出印象深刻,而且認為,若是有人能夠喚起她的記憶,想到美國對她的生命及事業有多重要,德‧哈維蘭或許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交談四十五分鐘後,她不為所動,矢言沒什麼可以改變她的心意,她跟自己社團的朋友們和樂融融。
斯考森回到聯調局後,想出一個點子。他請技術人員調出聯調局偷錄而德‧哈維蘭沒參加的共黨例行聚會錄音。他發現,那些所謂的「朋友」背著德‧哈維蘭嘲笑她太天真,用粗俗的綽號來稱呼她等等。斯考森把幾個類似的評論,剪輯成三十分鐘的帶子,拎著一台手提式錄音帶播放機,再到女星家中。
斯考森說,「我跟她講,我在門廊等到她聽完,屆時假如她有意願的話,我們再談。」結果不到五分鐘,德‧哈維蘭氣沖沖回來,「滿嘴幹譙,好像趕騾子車伕」。她火氣很大,發誓再也不去那個團體。此時斯考森提議她,要不要做出他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出,進而吸引德‧哈維蘭的注意。他請德‧哈維蘭透露自己所知,有關共產黨計畫滲透好萊塢工會的一切,而他保證,有些資訊會放給媒體知道。接下來,她再去下一次集會,裝作十分火大,指責有人向聯調局通風報信,而且宣稱,那個齷齪間諜,不管他是誰,如果不被揪出來處理,自己絕不再捐一毛錢。
女星照辦了,如此她就能脫離該團體,沒引起懷疑。接下來她對「獨立公民委員會」的質疑,讓她及其他好萊塢支持者得以離開該團體。德‧哈維蘭與斯考森變成好朋友,後來合作好幾年,辦一場大型集會叫「好萊塢給共產主義的回答」(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當地電視轉播了這場活動,參與者包括德‧哈維蘭等40名演員及製片人,現場觀眾15,000人,收看電視的觀眾有超過幾百萬。

最重要目標在教育

縱使斯考森對那麼多學富五車的人試圖拆穿共產黨的把戲,卻沒有對國家級決策者造成什麼衝擊及影響,而感到很失望。
他說,「二戰時,我注意聽共產主義專家在聯調局對我們講,美國有哪兩種選擇,還有,若是美國選錯,會發生什麼結果。但我們一成不變地都踩到陷阱。我對自己說,『我們在這兒接受深知答案的美國人啟蒙,然而,高層卻有選錯的傾向。』」
斯考森說,他想要「叫很多人曉得(自由及共產主義)這個課題,如此無論是誰成為民主黨主席,或共和黨黨魁——首先他們都會先認知自己是美國人。」
斯考森悲嘆,沒有一份參考文件可以指導大眾更加了解共產主義,只任由人們在無知及不實資訊中墮落。
斯考森在1958年說,「我跟自己講,這真是瘋狂,不可能吧!但現實真是如此。結果便是,這麼多年下來,所有美國陸軍情報員、聯調局幹員、海軍情報員及政治學教授,一直在大量的(論共產主義)素材中費力爬疏,希望自己能夠正確地詮釋那些共產黨模擬兩可的說詞。」 

胡佛局長

胡佛局長無法受邀演講的時候,局裡其他受過培訓的幹員或長官會代他前往。斯考森代替胡佛發表演講時,主題一般含括諜報行動、青少年犯罪及「黑幫時代」(gangster era)的刺激故事。他另奉派講解有關來自外國的威脅。
斯考森說,「幾乎自我任職於聯調局起,便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不光出自個人興趣,還因為胡佛要求所有幹員去研究共產主義。「當中只有兩個人認真看待這個要求:蘇利文(Bill Sullivan)跟我。我由外勤調回來後,過不了多久,除了胡佛局長以外,獲准演講共產主義的兩位幹員,便剩蘇利文跟我……蘇利文與我準備講稿的方式,不會把局長作為焦點。我們專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憎之處,援引共產黨員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斯考森對一位傳記作家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整體狀況來說實在微妙,對誰來說都是如此。「你在白宮地下室都能感受到共產黨的存在;他們控制了大約八個工會,總統都想跟他們套交情,以便那些較大的工會能夠投票支持他。事情真的很棘手。」
此外,聯調局受命調查納粹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斯考森說,「胡佛是冒著風險要調查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的危害要大於納粹。他同時會把情報提供給麥卡錫。」
隨著這些年來,聯調局講解共產主義的人手增加,胡佛言明,經過認可的演講員都得到他本人的充分授權。胡佛說,「聯調局有資格到全國各團體演講的代表,都得到我充分授權及認可。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講解,完全沒有推翻我之前類似演講的內容。」
斯考森與胡佛關係友好,互相支持。他調到聯調局總部那些年當中,經常、固定與局長接觸。斯考森擔任通訊部門負責人時,辦公室與局長室就在同一走廊的斜對面。
斯考森在工作日誌寫道,「胡佛就像發電機,讓聯調局充滿活力。他犀利又專業,做事精準,講話通常快如機關槍。我把他視為良友,他也是我一生所知真正的賢人之一。」 

「我的行政助理」

二戰期間,胡佛局長在數十封信中提到斯考森,並稱其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而賦予他一定程度的決策地位,即便那種地位在當時聯調局編制內並不存在。胡佛還說斯考森是「局總部裡最有戰鬥力的行政人員之一」。這些說法不經意間導致不少猜測,說斯考森幹員在聯調局裡擁有高職,但事實上沒有。
斯考森說,「由於預期可能會發生戰爭,因此擴大僱用人力。高層把在相關領域有行政經驗的幹員都找來。凡是控管幾個單位的人,都叫行政助理。當時共有八個行政助理,但都聽命於副局長尼柯斯(Nichols)。」
那些把斯考森形容為「我的行政助理」並發給特定收件人的信,真的是出自胡佛之手嗎?
斯考森說,「胡佛局長總是被批評說聯調局的信總要經過他的簽名才能發出去。由聯調局總部出來的每封信,上頭只有一個名字。局長發信,全透過局長辦公室,都是由胡佛親筆簽名,或者是他貼身秘書代理執行。」 
斯考森任職聯調局十六年的生涯結束後,與胡佛的友誼仍維繫很久。1951年,他獲邀到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任職,他認為那是教會給予的使命,於是接受了那份差事,出力建設學校,培養教職員。斯考森任職聯調局最後一天,到胡佛的辦公室向他道別。胡佛站起來,要他回答,「你是對誰不爽?」
「我沒對誰不爽啊。」斯考森回答說。 
「那你幹嘛辭職?」 
「哦,你也曉得摩門教會怎麼運作。他們來找你,選中你,才不管你幹的是什麼職業。」
接下來胡佛暖心與斯考森握手。胡佛說,「嗯,我猜你打算反守為攻了。我始終了解你的立場。如果你有意回來,我們永遠歡迎你,先打聲招呼給我就行了。」

局長並未為斯考森背書

往後四年,斯考森定期把自己的新書寄送給胡佛局長,或是進城時,順道拜訪問候。胡佛一定會熱忱地回信,另在斯考森私人及職場的重大日子,捎上親切的小卡片或信件。胡佛作品《大騙子》(Masters of Deceit)出書,斯考森買了一本,寄到聯調局總部請胡佛簽名,除了簽名胡佛還寫了些感言。
等到《赤裸裸的共產黨》出書時,胡佛秉持奉行已久的慣例,絕不替他人的專案、計畫或書籍背書。無論何時,人們請他談論前幹員的著述,胡佛總是妥當地婉拒評論,讓聯調局保持距離,如此自己可以保持政治中立的地位。
即便如此,胡佛差一點就替《赤裸裸的共產黨》背書。他收到斯考森簽名贈書之後,寫了張內容友好的卡片寄給斯考森,「我敢打包票,你就這個重大主題付出的心血,一定廣受矚目,引人深思。你真貼心,記得簽一本寫有我姓名的贈書送我。」後來,胡佛還撥時間,把一些推崇《赤裸裸的共產黨》的書評寄給斯考森。1959年,胡佛寫道,「信中所附書評,都很誇獎你的新作,而且我認為,你一定有興趣讀一讀。耑此敬頌,你的好朋友,胡佛。」

寫出《赤裸裸的共產黨》

斯考森離開聯調局後,對共產主義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並能夠落實成一本書。1953年,也就是他就任於楊百翰大學的兩年後,校長詢問斯考森,是否能參加一個內容有關共產主義的寫作委員會,可以的話,也許發展成一本適合大學的教科書。斯考森欣然接受,著手去做後來稱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的計畫。
兩年後,計畫陷入泥淖。斯考森寫信給校長,表達自己很憂心浪費了太多時間在辯論最基本、已有足夠文獻的共產黨史及馬克思理論。
斯考森1962年說,「多方看來,這項工作證實為最困難的差事。在當時,談論共產主義的文獻不僅匠氣,還零星分散。此外,英文裡還沒寫過綜合性文章,談論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哲學及顛覆性本質。故此,寫作委員會煞費苦心花了幾個月時間,想達成一些基本標準,憑以立論成文,但意見太分歧,事態很快變得很清楚,最終該由一個人先撰寫,接下來再交給其他人添加意見。」
在校長大力促成下,其他教授們答應讓斯考森離開委員會,以便他能獨力完成寫作。這件事讓斯考森再花了五年的時間。

找到正確書名

一開始,斯考森把自己的書取名為《共產主義及美國遺產》(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接下來改為《共產黨的呼號》(The Cry of Communism)。雖然他還沒決定好書名,但傾向於後者。
接下來有一天,他湊巧與好友、知名電影製片人德米爾(Cecil B. DeMille)談到這件事;德米爾也強烈反共,大力提倡自由。斯考森提供定稿給德米爾,看看有什麼反應,當時德米爾剛完成自己的史詩電影《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過了幾個星期,德米爾回應,「斯考森兄,你書中所提的,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做作及宣傳剝個精光。所以我想把這本書稱為《赤裸裸的共產黨》。」斯考森照辦,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收到初版新書時,德米爾回覆說,「你的《赤裸裸的共產黨》,對於一個必須不時提高警覺的美國人來說相當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