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20-02-24
ISBN：9789863985129
頁數：224
規格：14.8 x 21 x 1.12 cm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 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 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 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 一夕封閉的邊界
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 「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 怒吼的女人
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 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 當個人被「非人」化
 是桂冠，還是災難？

7. 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 你的身體屬於誰？
 亢奮的戰場
 跑呀！跑呀！跑呀！
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 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 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 「老媽說沒問題啦！」
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 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 「淨化」是什麼意思？
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 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爾的雷默爾審判
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 不法國家
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 魔鬼的交易
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 無父的社會
 無能哀悼
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