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定價 $85.00 售價 $94.00 單價
作者  : 蔡慶樺
出版社 : 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 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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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20-02-24
ISBN:9789863985129
頁數:224
規格:14.8 x 21 x 1.12 cm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 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 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 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 一夕封閉的邊界
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 「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 怒吼的女人
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 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 當個人被「非人」化
 是桂冠,還是災難?

7. 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 你的身體屬於誰?
 亢奮的戰場
 跑呀!跑呀!跑呀!
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 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 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 「老媽說沒問題啦!」
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 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 「淨化」是什麼意思?
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 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爾的雷默爾審判
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 不法國家
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 魔鬼的交易
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 無父的社會
 無能哀悼
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蔡慶樺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