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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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20-02-24
ISBN:9789863985129
頁數:224
規格:14.8 x 21 x 1.12 cm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 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 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 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一夕封閉的邊界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 「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怒吼的女人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 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當個人被「非人」化
是桂冠,還是災難?
7. 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你的身體屬於誰?
亢奮的戰場
跑呀!跑呀!跑呀!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 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 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老媽說沒問題啦!」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 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淨化」是什麼意思?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 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爾的雷默爾審判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不法國家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魔鬼的交易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無父的社會
無能哀悼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