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定價 $197.00 $0.00 單價
作者  : 郭慧英
出版社 : 季風帶文化
出版日期: 202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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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民族」屬近代所建構的概念,於近世之中,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對此一概念的理解有何差異?
  • 閩、粵、潮、客等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中國」之想像有何不同? 為何如此?
  •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國民政府乃至英治下的香港與新加坡,對「國貨運動」的理解與盤算有何不同? 
 
  「中華民族」並非自古以來自有永有之概念。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之政情﹑新加坡與香港的英殖管治﹑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在南洋的勢力擴張﹑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其廣東與福建等不同僑鄉各異的關心之情﹑海外華商受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的商業利益計算,都是形塑「中國」想像的各種不同力量。為此,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之間,中國民族主義精神有不同演繹。 
 
  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沒有自動消弭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自動統合各僑鄉聯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次大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一九一〇年代末,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精神以反日為綱;至一九二〇年代,英人被視為敵人;至一九三〇年代,日人再次成為公敵。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定義屢有變化,不同華商網絡之間的磨擦隨之而生,鄉緣聯繫最終消磨而非鞏固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在此脈絡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於近世之中,新加坡與香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進一步地說,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政府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各種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作、譯者簡介

郭慧英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系博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碩士與學士。現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曾任美國羅斯-赫門理工學院亞洲史助理教授(終身制)、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短期資深訪問學者、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訪問學者。她的研究計畫兩度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跨區域研究青年學者奬金(2012年博士後研究及2019年新典範計畫奬助),以及2016-2017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William-Dearborn 美國史研究奬助金和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2019年度論文奬。論文散見於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Enterprise and Societ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China and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等期刊,以及Knowledge in Translation (Manning and Owen eds.)、Framing Asian Studies (Tzeng, Richter and Koldunova eds.), Race and Racism in Modern East Asia (Demel and Kowner eds.),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u and Kyong-McClain eds.), Singapore in Global History (Heng and Aljunied eds.) 等論文集。著有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編者簡介

鄺健銘

  臺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作者:郭慧英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
出版日期:2021-02-10
ISBN:9789869745895
頁數:540
規格:14.8 x 21 x 2.7 cm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美國杜克大學唐騮千講座教授)
薛爾頓 (Mark Selden) (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程資深研究員)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李培德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名譽教授)
蘇耀昌(香港科技大學名譽教授)
黃堅立(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李盈慧(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邱淑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主任)聯合推薦。 

前言(中文版作者新序):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書寫源起 ⊙郭慧英 11
推薦語:
一、馬克・薛爾頓(Mark Selden) (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程資深研究員) 22
二、杜贊奇教授(Prasenjit Duara)(美國杜克大學唐騮千講座教授) 23
三、黃堅立(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24
四、蘇耀昌(香港科技大學名譽教) 25
五、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26
推薦序(一)挑戰主權國家史觀――從海外華商經濟史解構近代中國政治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27
推薦序(二)《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六個關鍵詞
⊙李培德(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名譽教授) 35
推薦序(三)在多重網絡間的海外華人
⊙李盈慧(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38
推薦序(四)從廣闊時空脈絡看近代中國政治
⊙邱淑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主任) 42
導言:
誰的「中國」?――從海外華人史解構「中國」想像⊙鄺健銘 52
概念圖 63

第一章 導論 71
1.1. 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74
1.2. 從客家角度解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76
1.3. 研究關鍵詞――「海外華人」、中國與華僑 79
1.4. 文獻回顧――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下的海外華人 81
1.5. 研究地域與時段――海外華商網絡 84
1.6. 跨國主義下的民族主義 88
1.7. 重構新加坡與香港關係 91
1.8. 各章概要 94
1.8.1. 第一重視角:二十世紀初期華南――南洋世界經濟區的霸權移轉 95
1.8.2. 第二重視角:近代中國之國家建構 96
1.8.3. 第三重視角:跨界網絡與地方認同 97

第二章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成形前的海外華人 103
2.1. 華南作為中國內部政治邊陲和中國對外經濟核心 105
2.2. 十六世紀全球經濟體系與海外華人角色 108
2.3. 從華南華人到南洋殖民地華人 113
2.4. 英殖官員眼中的華人 120
2.5. 外國勢力、改革與革命 127
2.6. 海外華人民族主義 133
2.7. 香港與新加坡各「幫」華人 135
2.8. 結論 151

第三章一九二〇年代海外華人世界之中的「敵人」與「國家」 155
3.1. 一九一九年的華人反日浪潮 157
3.2. 香港與新加坡的米荒與反日活動 163
3.3. 海外華商和日本南進 167
3.4. 反帝國主義運動裡的「敵人」(1921-1924) 172
3.5. 省港大罷工――廣東與香港的政治與經濟角力 178
3.6. 省港大罷工之中的香港華商領袖 186
3.7. 廣東與香港矛盾之化解 191
3.8. 一九二〇年代的英國帝國主義和新加坡華商 199
3.9. 結論 205

第四章 實業救國――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與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之演繹 209
4.1. 陳嘉庚的崛起――南洋的傳奇中國民族主義者 212
4.2. 在廣東與南京政府之間――香港華商的資本民族主義(1929-1937) 227
4.3.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宣傳和香港華商之回應(1937-1941) 235
4.4. 結論 242

第五章 全球經濟大蕭條下新加坡與香港華商之對應 245
5.1.全球經濟大蕭條之中新加坡華人面對的商業壓力 246
5.1.1.新加坡橡膠製造業 247
5.1.2.新加坡英日布匹銷售戰 258
5.1.3.新加坡閩茶與日茶貿易 262
5.2.香港華商社群內的勢力重組 264
5.2.1.歐亞貿易和華人買辦 267
5.2.2.跨太平洋貿易、南北行、金山莊 269
5.2.3.百貨業之結構轉型 277
5.3.結論 280

第六章 何為「中華民族利益」?國貨運動之下的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香港 285
6.1. 南京政府時期的中國大陸經濟民族主義 286
6.2. 南京政府的國貨運動 291
6.3. 中國大陸國貨運動之下的新港商業走廊 298
6.4. 二戰期間上海與香港自下而上之融合 309
6.5. 反日貨運動成效的經濟解釋 312
6.6 英帝國邊陲的輕工業發展 325
6.7. 結論 337

第七章 分裂的「中華民族」意識――「新福建」、「新廣東」、中國與新港 341
7.1. 南京國民政府與「僑鄉」 343
7.2. 南洋閩僑與「新福建」(1933-1934) 349
7.3. 香港與「新廣東」 353
7.4. 國民政府統制經濟下的南洋與中國商業關係(1934-1941) 359
7.5. 國共分裂下的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意識 365
7.6. 結論 374

第八章 結論――中國大陸之外的海外華人敘事 379
8.1. 民國觀點下的愛國華僑 382
8.2. 國民黨之外的海外華人 384
8.3. 英帝國日落之下的海外華人 389
8.4. 想像共同體的不同演繹 392
8.5. 「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一) 394
8.6. 「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二) 395

參考書目 402-442
註釋 443-539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書寫緣起(中文版作者新序)
郭慧英
本書英文原版以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為題,由荷蘭萊登的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發行。其寫作過程始於二〇一〇年夏天,受惠於當時任教的美國印地安那州羅斯—赫門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人文及社會科學系傑出學者獎助金,前往新加坡檔案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收集資料;其後在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三學年度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跨區域研究組博士後研究獎助(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for Transregional Research),完成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香港研究特藏、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海外華人特藏、臺灣國家歷史檔案館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資料收集。檔案資料的查找,得力於各圖書館館員的專業協助,在此特別謝謝香港中文大學邱淑如博士(Dr. Ann Chiu)。

在香港研究期間,正是該城市自二〇〇三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政策執行的十年之後。該政策的主要文件在二〇〇三年六月底簽署時,於同年年初爆發的沙士(SARS)冠狀病毒對民眾的威脅已逐漸消退,但香港民間對以新聞自由來保障公共衛生這一課題的認識卻已根深蒂固;儘管如此,特區政府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禁止顛覆、叛亂國家的立法卻是箭在弦上。同年七月一日因而有數十萬的市民上街遊行、進行公民抗命。若將當年SARS、CEPA和七一大遊行這幾個事件放在一起來看,可以說是中國國家機器試著以經濟活動來轉移香港民間社會對民主議題的關注。但CEPA施行十年之後,民間反對特區政府在各級中小學設定德育與國民教育的計畫、爭取特首普選的訴求皆未嘗減低。當第二波冠狀病毒在二〇一九年年底爆發時,中國的經濟誘因與香港的民主訴求已發展成兩條無甚交集的平行線。

當拙著在二〇一四年八月出版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Institute)擔任訪問學者,該機構當時尚設在植物園邊上的武吉知馬校區,所長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和副所長黃堅立(Huang Jianli)皆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南洋華人研究的歷史學家。而東亞中心樓下為王賡武教授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有許多針對東南亞、印度洋一帶地緣政治變遷相關的學術討論會。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援用歷史上的歐亞非海上與陸路絲綢之路為修辭的「一帶一路」方啟動,主要施政方向是對外輸出基礎建設所需之資金、人力及技術(如開闢港口、興建鐵路和水利工程等)。 中國國家主導的對外經濟的大幅擴張亦《變了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當中共的革開放政策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時,中國國務院成立了僑務辦公室;加上民國時期即成立的致公黨、以延安時期的華僑救國聯合會為前身的僑聯,和後來成立的人大華僑委員會和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合稱「五僑」,從同鄉會、校友會、商會等以鄉緣與語言為基礎的網絡組織來聯繫與中國境外的華裔之間的關係,主要的動員形式是以社交活動來淡化其政治色彩。 在二〇一八年春,北京方面重新調整了僑務工作的組織架構,將國務院僑辦歸為中央統戰部管理。依賓州大學法律系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向來所強調的統戰工作,即是政治戰術的一部分;若落實在公元兩千年之後人民解放軍所進行的「三戰」——亦即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而言,前兩者實可視為以政治戰及銳實力戰略(sharp power tactics)來影響並征服政治、媒體、教育機構及海外公眾。

面對中國積極動員其海外移民及世界各地華人(無論是自視為華人或被歸為華裔的族群),後者是否能如同拙著所揭示的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海外華人般,有意識及技巧地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方式去回應呢?

本書所探討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和政體剛建立、各地域互相競爭其現代化藍圖:首先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個十年,環繞著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在南方——特別是廣州——組織國民黨,與承繼清末北洋軍隊的北洋政府相對立;如此衝突遂提供共產國際介入國民黨《組的空間。雖然聯俄容共在三年內就結束,但共產勢力卻已滲入中國內地,並南下新馬。一九二八年宣稱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南京政權,一直到其根據地長江下游為日本占領前一年方能完全控制廣東一帶。與此同時,英帝國無論是在香港或海峽殖民地皆採間接治理的形式,從占人口主流的華人社群裡推舉仕紳來掌管華人事務。因此,當時居住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華人工商企業家,在面對來自中國的政治號召時,他們的考慮除了是鄉音的親切感和與原籍的社會關係,同時也包括自身在居留地當地的經濟前景和社會聲望。當他們彼此之間支持不同的政治勢力時,這些看似互為矛盾的立場其實不必然是相斥的。那些支援中國境內各種天災人禍、投資原籍省分的捐款,可以出自那些支持中國國民政府且接受華僑身分的海外華人,也可來自反對或對中國國民政府無感的慈善家。而在這兩種對中國政治採取不同態度的華人之間,亦有部分是在中國官式民族主義要求杯葛日貨運動時,即便願意捐款支援中國慈善救濟,卻仍持續從事對日本的貿易。換言之,政治立場與族群認同並不必然是保持一致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作為「弱國家」的政經結構或許可以理解何以當時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即使對「華僑」這一身分不帶批判地接受,仍能夠在面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召喚時,自主地依其居留地政經情勢、族群、語言聯帶所涉及的多元利益而做出不同判斷。當前中國所展現的國家力量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但若認為認同華人這一族群身分就會讓當中已成為不同國家公民的華裔——如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甚至是美國華人——變作中國潛伏海外的「第五縱隊」,則一方面不免落入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以反共為名,實為打擊身為少數民族的華人的種族主義論述; 另一方面亦低估了冷戰體制對海外華人文化屬性的重塑。無論在香港、新加坡、臺灣或東南亞各處,冷戰結構下華人文化與反共、反極權的意識形態相結合,意外地在後殖民過程裡激發了本土公民意識的覺醒,從而推動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參與。換言之,中國市場的確自一九八〇年代之後便不斷擴張;在後冷戰時代,中國亦是欲取代美國作為亞太地區新霸權的「強國」,但散居各處的海外華人,也不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華僑」了。

值得後繼學者關心的是海外華人在面對中國強勢動員下的變化。對未來的探索,或許可以從「華僑」身分被發明之前,無視海禁而移居中國境外的華南族群與中國的關係來思考。在十九世紀之前的海洋亞洲,當中國以其強勢的朝貢體系建立規範中外關係及東亞區域秩序時被朝廷視為奸民、海盜的華南移民,是如何變成後來現代化的國家所感興趣的動員對象呢?

在Networks beyond Empires一書出版之後所進行的學術活動,皆試著探討移出中國的華人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對亞洲區間貿易的影響。二〇一六年與曾留學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鄺健銘、香港中文大學的沈旭輝(Simon Shen)、紐約市立大學的沈丹森(Tansen Sen)和紐約大學的大衛・盧登(David Ludden)等教授,於西雅圖召開的美國亞洲研究年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以「亞洲港口城市之間的交通與外交史」為主題進行研究報告。同時在臺灣師範大學的江柏煒、梁一萍教授及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柳島(Leo Douw)博士的邀請下,得以與臺北大學的許榮崇、中正大學的林平、金門大學的劉名峰等學者合作,參與了海外華人研究期刊的《版計畫,即是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TCEA),並編輯了TCEA在二〇一七年刊行的「海外華人與港口城市」專刊。這些學術活動皆試著點出「海外」之於華人身分所帶來的、能夠穿越不同政治界線的觀點,這一方面佐證了杜贊奇所強調的「流動歷史」(circular history)書寫的重要性,另方面實為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學派以天命、朝貢體系作為中國歷史政治正統的反思。 無論是自視或被歸類為華人但身處中國政治體系之「外」(如英屬馬來亞、香港或日本時代的臺灣、朝鮮等地)的各個社群,並未因鴉片戰爭後中國天朝秩序的瓦解而衰落,反而能夠因應「後中國」時代海洋貿易和移民的自由,以「華僑」身分介入民國政治和經濟發展。海外華人所面對的現代性課題,因此是開展在殖民與反殖民兩個命題之外。將這個議題延伸至對荷屬東印度與華南移民社群的思考,即是二〇一九年夏天與荷蘭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的普特(Peter Post)博士在萊登舉辦的第十一屆國際亞洲學會年會裡進行的小組討論的重點。另外,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跨區域研究組「新典範贊助金」(New Paradigms Grants)的支持下,於二〇二〇年春季與任職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程主任摩根博士(Dr. Sydney Van Morgan)舉行了「海外華人與跨界公共空間」的研討會工作坊,嘗試從二十世紀英國帝國在亞洲地區從殖民到解殖,與同時間中國由弱轉強的過程裡,了解香港、新馬、澳大利亞的華人在認同上的轉變。

在論文發表方面,筆者在二〇一六、一七年之間,在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的威廉・迪爾伯恩美國歷史獎學金(William Dearborn Fellowship in American History)贊助下,針對柔克義(W. W. Rockhill)的私人信函和檔案進行研究,分析其與夏德(Friedrich Hirth)合譯《諸蕃志》時的知識基礎和政治考量。柔克義是美國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外交官,而夏德曾任職淡水海關、後出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教授。《諸蕃志》的作者趙汝适任職泉州市舶司提舉,詳錄十三世紀宋朝海上貿易與南洋、印度洋沿途的物產和航路。該文獻雖是趙氏以其中國文化中心的觀點去書寫,但並未帶有欲對其他文明加以收編的意圖;換言之,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國際政治秩序在以宋朝泉州為度的世界觀裡是可以參差共存的。柔克義與夏德的英文翻譯在一九一一年出版後,中國學者卻欲以該著作及相關涉及「中外交通」的史籍來建構所謂「中國殖民史」;將長程貿易、海外移民當作「殖民」的證據,並視「殖民」為國族擴張的正面成就。本文除了比照西方漢學和中國民族主義對《諸蕃志》所涵括的地理空間的不同理解之外,另點出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下的「國故」和西方漢學所帶有的東方主義之間的權力關係。

針對本書提及的那位企業活動涉及臺北大稻埕茶葉、爪哇糖業和香港北角地產等的閩商郭春秧,近年來臺灣歷史學者如林滿紅和鍾淑敏教授、旅日的文史工作者釋明瑛和荷蘭的普特(Peter Post)、Alexander Claver皆陸續有新的研究發表。Networks beyond Empires已援用英國殖民檔案指出郭氏在經商之餘的政治立場:他在香港發生省港大罷工時提議港英政府出資邀請吳佩孚派兵南下、恢復經濟秩序。筆者在二〇一七、一八年夏天利用中研院郭廷以圖書館的期刊論文電子資料庫及香港大學香港研究特藏,查閱民國時期孔聖會等相關組織的刊物,從而以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文化邏輯為題,就郭春秧對鄭孝胥、清朝末代進士陳煥章(陳氏亦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師從夏德)推廣儒學或孔教運動的支持,來理解郭氏與香港及新加坡各主要華人商會在一九二〇年代抗拒由共產國際介入粵港工運的文化理由。雖然海外華人對儒學的支持不免會被歸為是認中國大陸為文化母體,但若考慮到該文化意識在中國已為五四運動支持者所貶抑,甚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標籤為所謂的「封建遺毒」,那麼,海外華人選擇儒學,適足顯示他們在建構族群文化認同時,即使採用與中國相同的族群符號(ethno–symbol),其意涵並不必然為中國大陸的政治主張所限。 該文獲選為二〇一九年香港教育學院所屬的香港研究學會年度傑出論文。

幾年前在臺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鄺健銘先生的邀請下,有了透過季風帶文化出版拙著中譯本的構想。選擇自己翻譯舊作,是希望能免去中、日文史料在多重轉譯之間可能會有的誤讀與疏略。開始這個翻譯計畫後,將過去在各檔案館收集的資料和抄寫的筆記重新攤在書桌上,卻無意間喚起當年尚年幼、現已長成青少年的一對子女一些童年時期或青澀的或歡樂的回憶。若非家人——特別是阿烽——的體諒,實難在教學之餘騰出寫作的時間。由於工作單位評核考查的需要,長期以來極少以華文寫作,進度因此相當緩慢。在此謝謝鄺總編輯的耐心及用心潤飾,使行文能夠更為通順明白。

在譯作完成的二〇二〇年年底,第二波冠狀病毒COVID–19仍衝擊著全球、造成社會不安。在歐美澳各地,以種族為界的政治動員弔詭地同時被用在重申社會正義和強化既有政經地位不平等的兩個相斥的目標上。對於在非中文國家使用華語、慶祝農曆新年、煮元宵、提燈籠、包粽子、中秋節吃月餅的族群,對「華僑」身分的反省確實有助於帶著批判的角度去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海外政治動員;但與此同時,若為了回應中國統戰而將其他認同機制規範化,亦會嵌制以語言、文化和社會網絡為基礎的自發性的、多變的身分認同。本書將英帝國治理下的香港與新馬華人、民國初年的南洋和華南政治,以及日本從臺灣向華南與南洋拓展商路等不同歷史敘事編入帶有世界體系理論角度的海外華人書寫,其間特別點出幾位閩(侯西反、郭春秧)、粵(陳廉伯、黃廣田)、潮(張永福、楊纘文)、客(胡文虎)等工商界人物在族群和地方認同的對抗與存續之間所提出的觀點和行動,或許可提醒讀者在無論是在地的或外來強權的國家體制所制約的民族選項之外,尚可以只是素樸地呈現開放且變動的民間社會所帶來的多元、甚至有時是互為矛盾的認同。

最後要感謝在臺灣的父母一貫的愛護與信任,是他們的純粹和真誠帶給了我面對世界的好奇與勇氣;也謝謝他們的鼓勵,讓我在成了母親之後仍沒有忘記原先對知識的期待。當然,置身如此時代,尚能如此任性地思考與生活,必須要謙卑地感念於宇宙天地之間的因緣與人世之間的良善。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郭義雄先生和郭楊淑貞女士。 

誰的「中國」? ——從海外華人史解構「中國」想像
鄺健銘(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臺灣藝人羅志祥曾言:「不用分那麼細,我們都是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政治角度看,以此大一統方式理解「中國人」之身分內涵自是必要,中國向全球華人世界宣揚「大華語」,其背後便不無此意。二〇一八年,中國大陸學者陸儉明曾在新加坡宣傳「大華語」。按他的理解,「大華語」是指「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匯、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對於中國大陸以北方為中心的官方「中華民族」論述,作為全球華人主要集中地的東南亞(或稱南洋)沒有照單全收。二〇二〇年六月,新加坡學者廖建裕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新加坡採用「華語」還是「漢語」?〉,從語言角度談新加坡華人與中國大陸人之別,對「大華語」概念不無批判之意。他在文中說:「華語和漢語有何區別?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不用「漢語」這個名稱, 而用「華語」?──海外華人長期在中國境外,和中國有別的環境中生活,融入非華人的社會,遇到了不同的事物和經歷,開始發展自己獨特的語匯,甚至也具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語法),所以不可能也不應強求與中國的漢語一模一樣。」 顯然而見,從廖建裕角度看,「中國人」其實可以分得很細,並無放諸四海皆準之定義。

認為「中國人」應當細分的,並非只有廖建裕一人,新加坡政府也有同一見解。二〇一七年, 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成立。於開幕禮中,新加坡首相李顯龍指,新加坡華人的「中國性」有別於印尼、馬來西亞、港臺華人以及中國大陸人的「中國性」,歷經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後,新加坡華族已有自己的獨特文化。
馬來西亞傳媒人沈明信更直白。在二〇一五年中秋,沈明信於馬來西亞《中國報》撰文,直言「北方沒有我的娘」。他在文中如此回應中國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論述:「這個中秋節,我被宣布, 在北方有一個娘家。祝福這個娘家。現實是,我的親娘,葬在馬六甲郊外的一座小墳裡,北方沒有我的娘。」

何謂「中國」——「中國」定義之浮動性
從歷史脈絡看,「中國人」衍生不同定義,被各地華人以不同方式演繹,其實是自然不過的事。在《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第二章〈何謂中國人?——海外華人身分之辯〉之中, 我曾嘗試從海外華人角度解構「中國人」概念,解構進路有三:第一,分析「海峽三子」伍連德、林文慶、宋旺相乃至邱菽園在英治下複合、多重、混雜的「中國」意識;第二,比照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對共同體理解之差異,指出前者以文化價值觀定義身分邊界,共同體門檻較寬鬆,後者受西方思想影響,以血緣為綱,排外乃至仇外意識較強;第三,回顧中國大陸歷屆政權對「中國國民」身分資格的不同理解與定義。這三大進路的共通點,是「中國人」並無恆久不變之義,「中華民族」民族主義論述有不同演繹自是平常事。

生於臺灣,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學者史書美近年提出「華語語系」之說,嘗試挑戰中國以北方為中心的「文化霸權」式華人身分論述,並且理論化乃至還原海外華人複合卻又不乏自主意識的身分意識。

「中國」作為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不過,相較中國大陸宣傳大一統華人意識的積極程度,華人學術界對應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批判力度仍然相對遜色。故此,旅美臺灣學者郭慧英的著作《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在臺灣出版,並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發行,實為全球華人世界之大事。著作原由荷蘭出版社Brill 出版,原題為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難得的是,作者為籌備本書中文版,特別親自翻譯並改寫與增訂原著內容。《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基本要旨,是以二十世紀初英帝國治下與日帝國南進之下的新加坡與香港為觀察點,分析為何海外華人沒有全盤接受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論述。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之別,在於兩個世界的敵我意識之不同。事實上,這兩個世界之「一中各表」,也進一步揭示「中國」實為政治概念多於地理概念。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精彩且重要的「中國」意識發展史敘事,可簡單以三點介紹:

第一,中國大一統式民族主義論述無法精準描述全球華人的「中國」意識,因為「中國」意識之意涵會隨政經脈絡而變,華人對何為「中國」之敵人、應與「中國」敵人保持何種關係之理解,往往隨時空易轉而變改。

具體而言,形塑「中國」意識之演繹的政經脈絡有三。第一個脈絡,是於清末民初之間,中國政權更替不斷,國境之內亦有多重政治主張,這令海外華人難有一致的「中國」共同體意識,國民政府之中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兩大勢力皆能在海外動員是案例之一。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蔣氏與汪氏的對日外交路線顯然有別,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對蔣介石的支持最為有力,但相對親日的汪氏也取得另一新加坡華人菁英張永福的支持。事實上,汪氏的海外動員能力令蔣介石感到疑慮。同樣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叻報》總編輯梁顯凡(粵人)親汪,他「在香港組織擁汪派力量,然後到新加坡,利用陳嘉庚和胡文虎之間的矛盾,破壞重慶的海外工作」(見第七章)。與此同時,蔣介石與李濟琛之間的國民政府內部張力,也能突顯「中港矛盾」。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注意到,英屬香港的媒體多同情李濟琛,對南京政府之抨擊也不遺餘力。故此,《正報》、《點心》、《探海燈》、《半周評論》、《真報》和《正義報》等香港報章被南京政府斥為「反動」媒體、被禁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見第四章)

第二個脈絡引申自第一個脈絡——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對「愛國」形式有不同理解,對「外國勢力」之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有不同取態。清末之時,在一八九四年,鄭觀應於《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戰」之說:「語云:「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 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 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 鄭觀應與西方頗有接觸,本身也是太古洋行買辦,他後來加入中國輪船招商局。鄭觀應提倡「實業救國」,其取態較親「外國勢力」,這不但廣為身處英治下的新港華人菁英所接受,從中國大陸到西方留學的菁英對此也不無共鳴,中國史上首位美國留學生容閎是絕佳案例。容閎生於廣東,受學於澳門與香港的西方傳教士學校,與太平天國領袖曾有交情。他支持清政府洋務運動,亦曾參與戊戌變法,後來更改而支持革命。容閎最終沒有加入太平天國運動,重點不在於其政見與之不合,而在於他其時務實評估,太平天國後勢並不理想。容閎也與臺灣日殖總督關係良好。上述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之案例更具戲劇性。縱其一生,他從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變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政權。容閎與陳嘉庚皆以自身言行呈現「中國」作為政治概念的不同形態。香港歷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曾言:「許多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都曾在香港停留,這並非巧合──在生活中,他們和外國人接觸, 其華人民族認同由此而生。」不過,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之時,英治下的香港所持的「實業救國」務實愛國思想,與中國大陸愛國觀之間的鴻溝變得極其明顯。作為罷工背後重要推力、傾向仇外的廣州中共左翼力量認為,罷工潮的意義,在於反帝國主義和階級鬥爭,按其觀點,香港重要社會組織東華三院則是「留居香港的中國紳商之大集團──是一仰承帝國主義頤指氣使的洋奴組織,故在香港頗有政治勢力。」(見第三章)

形塑「中國」想像的經濟誘因
第三個脈絡,是從新加坡與香港華人角度看,「中國」之敵人經常有變。中國大陸對外輸出民族主義論述並非當中主因,其箇中真正關鍵,是新港華人會按自身經濟利益定義「中國」敵人身分, 思考與「外國勢力」保持何種關係。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天,某種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愛國觀點總會認為,日本乃至英國是中國大敵,杯葛「外國勢力」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對近世新港華人而言,這卻非必然。於一九二〇年,中國大陸因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之國恥而感憤懣,繼而發起五九國恥日杯葛日貨運動,但在同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香港與新加坡華商卻仍然舉行籌款活動,為日災籌賑。「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曾在報章刊登聲明,指:「蓋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類有樂善之心。吾人上體天德,下察人心。本天人慈善好生之情,發為救災恤鄰之舉,此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之所由成立也。溯自日本災耗傳來,世界人類,莫不同深悲悼。」至三〇年代,新加坡華商對日貨改持敵意,則與政治因素關連甚少。當時全球歷經經濟大蕭條,歐亞貿易萎縮,此時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南進,日貨在南洋市占率節節上升,這自然增加新加坡華商排斥日貨的誘因。(見第五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四〇年代之前,中國大陸本身也是新港親近「外國勢力」以取得利潤背後之推力。從三〇年代起,中國漸能取得關稅自主權,其內向排外的經濟民族主義意識漸現。為振興中國工業,中國政府嚴格定義「國貨」,新港華商之下出產品往往難被中國大陸認定為「國貨」。對華貿易成本變得高昂,令英帝國版圖之內的特惠關稅制度變得更具魅力,處於中國大陸之外、英治之下的新港經濟圈由此成形,於一九三〇年代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推動海外華人版本的「國貨運動」。(見第六章)至一九四〇年代,於中日對戰中,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中國國土逐漸萎縮,中國大陸資本家南下至香港,中國政府才逐漸放寬香港出產品的「國貨」資格。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抗戰期間,香港華商也沒有積極購買國民政府的戰時國民公債, 以資本支援「國家」。(見第四章)

從海外華人史回望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發展軌跡
第二,在近世之中,同為港口城市的香港與新加坡並非僅為中國「邊陲」,雙城其實也扮演推動「中國」發展的中心角色。在書中,學者郭慧英引用人類學者何永盛(Engseng Ho)的觀點,指新加坡與香港本質上是「局部社會」(partial society)——「當我們在建立一個跨區域時,社會局部性處處可見。這種局部性既非古典理論所理解的全面與綜合社會,亦非後現代理論所重的支離破碎。這種不完整令我們傾向拼湊各種局部零件。港口城市和殖民地正是局部社會的孕育場域。」

對近世新港發展軌跡的特質,郭慧英於本書終章有極具啟發性的總結:「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彈性公民權」。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近年有關特區市(Charter City)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需在境內設立形同「國中國」的特區,匯聚全球的多重流動,國家才能興旺,才能快速發展。盛載多重流動史的新加坡與香港,自然對近代中國之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此可舉書中兩例,以茲說明。其一,如郭慧英所分析,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之間,陳嘉庚的南僑總會終究曾以大量金錢支援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一旦陳嘉庚不再支持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戰時動員能力便會大受打擊。其二,後來陳嘉庚不再支持蔣介石,改而支持中共,也是先將資金匯至香港,才能從香港匯款至延安。近期香港親建制智庫編纂《香港志》,不無強調香港作為「邊陲」「地方」之意,在此時細讀郭慧英之研究,思考近世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特質,批判來自中國大陸的「坡縣」之論,必有所啟發。

「中國」想像與華南僑鄉鄉緣
第三,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其實主要源於他們對華南僑鄉的關懷之情。換言之,「中國」想像其實是以地方為本位,地方為實,國為虛。事實上,在本書開章,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引發了新加坡閩人與粵人之間的衝突,而且粵人對其家鄉之旁的閩人認識不深。此外,以陳嘉庚為例,他改而支持中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主理的南僑總會組織回國慰勞團,到中國考察之時,陳嘉庚發現,其故鄉福建在國民政府官員、淅江勢力代表陳儀治下,問題叢生。這令他更覺中共氣象之清新。如郭慧英所指,在南洋各屬福建同鄉代表大會成立大會之中,陳嘉庚指, 國民黨指派到福建的高層官員,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幫在福建,猶如日本人在臺灣。在民國三十年四月七日,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向重慶外交部發電報,如此記錄陳之發言: 「陳嘉庚在閩會稱亡臺灣者為日本、亡福建者為浙江派,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近年開始有香港學者研究「福建幫」之勢力與中國香港特區時代政治發展之關係,書中這一部分對此研究定有所啟示。

結論——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之間
學者郭慧英在終章結論說:「時至今日,國家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這個結論指涉的對象,其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官方。近年在中國政治壓力下,臺灣與香港政治共振浮現,徹底「去中國化」的抗爭路線愈來愈受歡迎。對於如何能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建構海外華人自主的抗爭路之問題,郭教授這本重要著作同樣能夠為此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