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定價 $217.00 $0.00 單價
作者  : 鄭維中
譯者  : 蔡耀緯
出版社 : 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 20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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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萊頓大學博士鄭維中,深入荷蘭文、中文史料研究,
超越民族國家史觀、陸上帝國疆界,
以世界史角度,看見十七世紀東亞海上的無國家空間,與其中的行動者。
 
這段歷史與台灣早期歷史關係密切,
本書在世界海洋史中看見台灣,是了解早期台灣史的必讀之作。
 
  《決戰熱蘭遮》作者歐陽泰:「這是攸關早期台灣歷史最重要的書之一。」
 
  十六、七世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在東方競爭貿易。陸地上的大明帝國衰弱,原有朝貢經濟體系搖搖欲墜。而日本則剛結束戰國時代,無論是豐臣秀吉或是德川幕府,都在全新的貿易機會中,得到了嶄新的世界觀,渴望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經濟體系,自行建立對外貿易關係。
 
  在這片競逐的海洋上,曾有一群福建人,在多方勢力間生存並獲取最大利益。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的鄭氏家族即是其中代表。他們活躍在跨國的空間之中,能使用多種語言,遠比明帝國的官員擁有更多對外經驗。他們曾先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明帝國的傭兵,也曾扮演荷蘭人與中國生意的中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有時合作,有時競爭。他們的商業路線曾經遠達菲律賓、暹羅、日本,使得福建安海一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思維遠遠超越帝國官員與文人的眼界,更非反清復明、忠君愛國等標籤所能說明。
 
  這個海上集團的興起與消失,不屬於任何一國的國史,必須從世界史的角度理解。
  本書重返十七世紀東亞海域,呈現這個跨國空間風雲詭譎的歷史動態:
 
  ‧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為何遭遇挑戰?
  ‧豐臣秀吉為何攻打朝鮮?德川幕府如何計劃發展自己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歐洲勢力如何在東亞海域上競爭?
  ‧福建商人集團如何加入歐洲越洋貿易?如何和中華陸地政權互動? 
  ‧滿人進逼之下,鄭芝龍為何曾盤算福建獨立?最後又為何降清?
  ‧臺灣如何被織進世界的網,海上傭兵集團如何影響臺灣歷史?
 
本書特色
 
  ※這本書從世界史、東亞史、海洋史的角度看見台灣。
  ※是對我們重新認識台灣早期歷史,極為關鍵的一本書。

 

作者簡介
 
鄭維中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維中所受的學院訓練最初為社會學。他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肄業。大學時代,他選修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史課堂,開始對荷蘭時代台灣史感興趣,碩士論文以荷蘭時代台灣社會與法律為主題。進入台大社會學博士班後,仍繼續以荷蘭時代台灣為研究方向,於2005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主持的「邁向新夥伴時代」(TANAP,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贊助,赴萊頓大學研讀,於2012年完成博士學位。
 
  翻譯有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著作有《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及與韓家寶合著之《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譯者簡介
 
蔡耀緯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譯有《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當上帝踩到狗屎》、《暗渡文明》、《間諜、虐待狂與巫士》、《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平凡的美德》、《1921穿越福爾摩沙》、《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等書。

 

作者:鄭維中
譯者:蔡耀緯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01-13
ISBN:9789869938167
頁數:568
規格:14.8 x 21 x 3.5 cm
 

國際重量級學者一致推薦
 
  包樂史(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
  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陳國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作者)
 
  歐洲人文與自然科學院院士包樂史:「在這本顛覆性的研究中,鄭維中闡述了發生在十七世紀東亞海域,中國與日本劃時代的改朝換代,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商人之來到台灣。這個紛亂的政治與經濟局面,為鄭芝龍、他的兒子鄭成功,以及他們的家族成員創造出一個機會窗口,得以擴張他們以福建為基地的海軍勢力,乃至在台灣建立了自己的王國。作者熟知中文與西方史料,寫出了一本有關鄭氏王朝迷人興衰起落的全新且令人信服的著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本書利用中、日、荷文等多種史料,重建了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的鄭氏四代大約六十年的興衰史。本書揚棄了傳統忠奸之辨的敘史窠臼,將鄭氏如何利用時勢、發展貿易、壯大勢力,做了精緻的雕刻,描繪了一齣台灣歷史的精采大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本書以觀照整個東亞、東南亞的視角,觸碰滿洲人、荷蘭人、英國人以及其他亞洲民族之間的衝突、談判與妥協。作者開發多元的歷史材料,深刻梳理、分析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祖孫四代開創的事業與面對的世局。全書牽涉到多國歷史,引證翔實,論說近理,值得反覆閱讀。」
 
  《決戰熱蘭遮》、《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作者歐陽泰:「這是攸關早期台灣歷史最重要的書之一。書中處理了整個鄭氏家族的歷史,從一六二○年代鄭芝龍崛起,到一六八三年鄭克塽失去在台灣統治據點為止。鄭維中深入閱讀中文與西方的史料,追溯鄭氏家族在這數十年間的活動,呈現出這個家族如何從福建與台灣的根據地出發,創造出遍及中國海域各地的廣袤商業網絡,而他們與荷蘭人、葡萄牙人、日本人,以及在東亞海域上活動的各個群體之間,也形成有時合作、有時競爭的關係。這本書對所有想了解鄭氏家族、荷蘭東印度公司、明清時代中國史,以及全球海洋史的讀者,都是必讀之作。」

 

序  鄭維中
英文版叢書前言   包樂史/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
 
緒論:失落的環節
第一章 朝貢體系遭受挑戰
第二章 1627年以前的鄭芝龍(尼古拉斯‧一官)
第三章 傭兵生存賽局,1628~1631
第四章 安海兩洋貿易中心的建立,1630~1633
第五章 朝廷與南中國海岸的風暴,1632~1633
第六章 通往西洋的迂迴之路,1631~1636
第七章 政治風險與風險政治,1636~1640
第八章 時移世易之中找尋白銀,1640~1646
第九章 中華帝國的不設防海岸,1646~1650
第十章 如何保衛福建貿易特權,1650~1654
第十一章 富藩強兵:舉國姓之力,1654~1657
第十二章 兵家勝負,1658~1662
第十三章 諸王共鑒,1663~1667
第十四章 獨占地位逐步消逝,1669~1683
結論:防禦性與攻擊性獨佔
 
附錄
致謝
參考書目
索引

 



鄭維中

有一句引伸自德國社會學者齊美爾(Georg Simmel)主張的名言是這麼說的:「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無動於衷(Der Gegensatz von Liebe ist nicht Haß, sondern Gleichgültigkeit)」。相較於上一個世代臺灣人認知之中「不共戴天」的冷冽與堅決,鄭、荷兩方在歷史上的現實關係,毋寧較接近於「愛、恨、痴、纏」等種種複雜情緒交織,一言難盡。走過戒嚴時代的「善良與誠實」者,對於北韓人民那種明確區辨敵我忠奸、愛恨分明的素樸歷史情感表達,難免會有那麼一點似曾相似的感覺。倒是,在逐漸成熟的民主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應該較能體會現實層面種種「愛恨交加」的複雜情緒。儘管我們每日都要做出若干決斷,也不得不承認,任何決斷都只能基於歷史一瞬中相對的正確感覺。任何通曉「千金難買早知道」這句話真實況味的人,都早已脫離了那種信仰歷史書寫是為了「月旦春秋」的素樸認知。

在戰後臺灣的歷史書寫中,荷蘭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遭被定性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所打敗並「驅逐」,被史家安上了「竊據者」此一野蠻罪犯「夷酋」角色。甚至,多年之後,當揆一的後代來臺旅遊時,還得藉「感謝鄭成功寬大為懷,饒赦他們祖先的小命」的姿態來表達善意,以滿足某些臺灣大眾的「感覺良好」。

然而,在我們的生命體驗裡,面對所有一切是非,真的總是能如秋霜烈日般洞澈明辨,而得以用非黑即白的標準判斷一切,不容一絲灰色地帶嗎?我們真的總是能毫不遲疑地做出風險極大的決定,而不擔憂留下任何一絲悔恨?一六六一年四月底,鄭成功決意率兵渡海攻台,發動奇襲,這一決定翻轉了歷史局面,對臺灣乃至東亞的歷史,造成深遠的影響。然而,鮮為人知的,就在兩個月前,揆一於一六六一年的二月底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裡,卻也清楚策劃並提出荷軍應當如何與清軍聯盟,對金廈兩島發動奇襲的方案。在報告中,揆一並強調,必須趁此時機,將鄭氏集團的勢力一勞永逸地掃除。

揆一很清楚,鄭成功從南京敗歸之後數年,清軍已於福建沿岸完成部屬,開始壓迫鄭成功的部隊。與此同時,鄭荷雙方的談判已經觸及底線,即使暫時和平,日後仍隨時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荷蘭人早已於一六五六年,抵達北京向康熙皇帝朝貢。此後,荷蘭人已正式取得大清朝廷承認,可以展開國家層面的交涉,不再如同明代一般,被拒之於門外。鄭、清之間的殊死鬥與荷蘭無關,荷蘭決定與何者結盟,乃是利害關係的選擇問題。雖然清軍在海上無從與鄭氏匹敵,但也正因為如此,倘若清軍與荷蘭艦隊聯盟,一舉殲滅鄭氏集團,則有可能複製一六三九年的日本經驗,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協助清剿有功,順勢成為代理中國對外貿易的獨家窗口。因此,於一六六一年,在鄭氏集團尚無防備的情況下,直接派出艦隊偷襲金、廈兩島,將可使東印度公司艦隊一躍而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勢力,根本是穩賺不賠的上算。

揆一甚至應該能在送出報告的四個月前,即一六六○年十一月,於其派船前往廈門質疑鄭成功是和是戰時,利用艦隊發動奇襲。從當時三艘荷艦駛到廈門島處投錨落錠的紀錄,我們可以推測,單單從戰艦舷側伸出的砲口,其射程就可以涵蓋廈門市街與鄭氏在港停靠的軍船。當其時,廈門壅塞著由福建沿岸逃亡至此避難的老弱婦孺。在鄭軍大開友誼之門,兵民暫時喘息,毫無還手之力的情境下,即使只有三艘荷蘭戰艦,如果荷軍選擇開砲轟擊,直接造成鄭軍嚴重損害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高。而當時的揆一之所以沒有發動攻擊的理由,只是因為鄭成功明確表達,沒有攻擊臺灣的計畫。儘管在當時的局勢下,鄭軍選擇出兵攻取臺灣,本屬合理推測,且於此同時,揆一自己也在盤算發動先制攻擊的可能性,然而自始至終,他都選擇相信鄭成功,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

回顧過去,類似的歷史情境,也曾發生在一六三三年揆一的大前輩普特曼斯(Hans Putmans)長官身上,在推算當年的鄭芝龍勢力擴大,可能背叛與荷蘭人先前締結之同盟後,普特曼斯義無反顧的選擇了發動奇襲。因為有此前例,當時的揆一若選擇自行發動攻擊,即使未能即時獲得巴達維亞上級同意,做法上也沒有什麼可議之處。

在揆一擬定的軍事計畫提案剛從臺灣送出後約兩個月,鄭成功即率大軍登陸臺灣。揆一還來不及進行偷襲,就被鄭成功搶了先機。因為只要鄭氏獲得了清軍無法企及的海外的基地,就有機會重新與荷蘭人進行合作貿易,避免被清荷兩方夾殺的絕路,這也是鄭成功在一六六二年於安平與揆一簽訂降約時的設想。就鄭成功方面的盤算,只要荷蘭人接受了鄭氏集團已然存續,且在海上仍優於清軍的事實,即使處於清廷的海禁政策之下,荷蘭人最終還是必須繼續尋求透過鄭氏集團的走私管道,取得中國貨物。

熱蘭遮城之失,主要還是揆一沒能搶先痛下殺手,選擇了相信鄭成功釋出的善意。為何當時鄭成功與揆一會走向這樣的爾虞我詐的對峙?為何雙方即使極端地不信任對方,仍要維持表面和諧?這一切層次多元的複雜態勢,在在說明了鄭荷之間過去峰迴路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絕對不是「民族英雄驅走野蠻罪犯」這種意識形態定性那麼簡單。就如同十七世紀東亞史的變化,無法簡化地以一句「明亡清興」就帶過一樣。

這一多面相的複雜歷史事實,就是本書所要探討並試圖向讀者呈現的內涵。本書主要呈現的是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在書中,雖然筆者對於上述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二年荷鄭臺灣之戰的細節著墨不多,然而,任何衝突——尤以武力衝突為最,其背後必然有著結構性的複雜因素,任何影響深遠歷史事件的發生,通常是多面向深層結構變化的一個綜合表現。

本書執筆者所關心的,與其說是戰爭衝突當下那些戲劇化的場面,不如說是影響鄭氏集團誕生與消滅的種種長期結構性因素。在這些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種種層面變化的條件限制下,個人的選擇固然與其向來性格有關,但也與當時人群之間,種種利益分歧、文化差異、名分認同、信念價值、親疏遠近與愛恨情仇有關。上述揆一未曾實現的軍事計畫,以及鄭成功未獲下屬認同的跨海偷襲行為,表現出鄭荷雙方幾代人馬,數十年來亦敵亦友,相互間又愛又恨關係的一個側面。而這些來去分合,都是在種種結構交錯、陳陳相因之下造成的具體歷史活動所致。

本書敘事的主題「海上傭兵」,指向一群因應一組特殊歷史結構而存在於世的集體,在具體的事例上,這裡多指涉鄭氏三代的鄭芝龍、鄭成功、鄭經,以及其所帶領的一群軍事人員,他們因著海上貿易的利益而立足於東亞海域當中,大概可以與岸本美緒教授所說的「邊境新興勢力」等同。

上述鄭荷之間,在1660-1661年前後所呈現的詭蹫對峙局面,之所以微妙地被參與衝突的各方默默維持,正由於敵我雙方對於涉及利益的種種結構條件變化,有相當近似的評估。同樣地,雙方在發動戰爭的時機上,也因此有極為合致的判斷。就此而言,本書所關注的,並非個人層面上的恩怨情仇與道德秉性,而是作為一個群體領導者,如何因應變化、紆衡情勢做出決策,以及其造成反應與後續影響。本書不否定個人的情感好惡、性格特質、價值信念可能影響判斷與決策,但亦認為在長時段的利害關係結構演變之下,個人行動的意義,只有從集體在歷史結構中的特殊存在樣貌裡,才能獲得適當詮釋。個人的主觀臆想,往往未必能與種種結構衝突中萬般變化的趨向一致。這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況,對於一個開放社會的成熟個體而言,大體上應該並非陌生的體驗。

是故,即便本書對鄭芝龍、鄭成功的個人經歷,仍時有描繪,主要也著眼於探討其行動對於海上傭兵群體的意義,而不在作傳評價或描寫其性格、心理上的變化。若讀者細心閱讀本書,當可對鄭荷兩方為何最終會落入這種「愛恨交加」的糾結現實,有所體會。在這種歷史認識之下,或許較能避免那種如同罐頭笑聲般,平面乾枯的歷史比附。祈願本書能協助讀者在達到理解過去變化的瞬間,各自找到歸屬於當下的「歷史感」。

本書特別關注影響眾人命運的結構性因素,像是地緣政治、白銀流動與海域網絡,然而,在此類焦點之外,其他關乎個別人物的命運、特定戰役的細節等,若非對追溯前述結構性的歷史演變有重大意義,多不細談。因此,雖然筆者已盡力比對若干荷蘭檔案記載的人物身份,但因史料限制,仍有未竟之處。如Gampea, Bendiok, Hambuan等人,讀者應詳查註釋之說明(尤其譯者特別查對之處)。另在若干尚未完整考訂的貿易品項上,亦應做同樣處理。

再者,雖然本書指出,最終鄭經在臺灣建立了一個「港市國家」,但正如前述,本書著重於描寫探討「邊境新興勢力」,並未細考其最終是否朝向建立「國家」的方向演變,或由何時起,可認定為一「國家」。所幸此一主題,早先已有義大利學者白蒂(Patrica Carioti)教授,繼之,則有香港學者錢江(James K. Chin)、美國學者杭行(Xing Hang)等教授加以論述。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延伸閱讀。而一六八三年,有關施琅取得臺灣前後的風雲,大體上亦屬本書所探討之一連串結構變化之延續,讀者也可自行參閱其他著作。由於篇幅所限,即使本書設法涵蓋了一六二二至一六八三年之時間斷限,仍僅能描述鄭氏集團興衰的梗概。總之,本書之貢獻,在於嘗試將歷史原貌因漢文史料記載不全所屏蔽的部分,還原於萬一。至於細節,則難免仍有所錯漏,在此尚請讀者多加警覺、諒察。

最後必須在此說明的是,何以此書主要關注東亞海域的歷史變化,對於臺灣史的研究,亦能有相當的貢獻。自原住民的角度觀之,大約從十七世紀起,臺灣社會即不斷被捲入全球化體系的各層網絡,使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變化。即便臺灣住民被捲入東亞海域歷史洪流演變的過程,充滿著強烈的非自願色彩,然而,無法漠視的是,各種海外元素(包括移民)的加入,仍然迅速塑造了新型態的臺灣社會相。是以,當我們想要理解臺灣史的發展,對於那些觸動東亞海域變化的諸種歷史動力,與那些最後或多或少因此被納入臺灣社會文化的種種元素,自不能不給予相當的關注。

用一個比較跳tone的譬喻來說,近日醫療院所推動的「雲端電子病歷交換」,主要是要避免病人因跨醫院、跨科別就診領藥所造成的「藥物交互作用」問題。同樣地,近日亦有於農產品消費市場推動食材「產銷履歷」的作法,從產地到餐桌,明確標示食材來源。這些都是在追索個人自身成長與變化時,考慮到外界因素對身體內部的長期性影響,基於稽核的目的,希望達成的措施。而誠如前述,臺灣社會從十七世紀起所產生的一系列變化,主要與被捲入東亞海域歷史過程中,前述的種種結構性(地緣政治、白銀流通、海域網絡等)因素,以及其交互作用有關。由於自十七世紀初期起,臺灣住民透過東亞海域所受到的外部影響,乃是史無前例的深廣。而臺灣內部社會經濟的變化,如出售鹿皮、種植米糖等,多半與連結新市場、納入新居民等交互作用的結果有關。鄭荷兩者數十年的互動,往往也與陸續前來臺灣的唐人移民形貌,或多或少有所關連。倘若研究臺灣史的目的之一,在於能讓臺灣人獲得掌控命運的工具,如同稽核醫藥病歷與食物產銷履歷以維護個人健康一樣。那麼,本書所能提供的,對於這些結構性力量作用歷程的詳細解析,顯然同屬不可或缺。

假想臺灣住民未能深切體認臺灣在全球化中的位置、留意外在結構性因素對世局變化帶來的決定性影響、察覺各項因素交互作用的種種後續效果,那麼,儘管臺灣史史家已盡責地對本身社會發展的記載,做到無限的精詳,也將無法洞燭先機,掌握住自由之鑰的關鍵契機。就像在各種藥物的交互作用下,即便病人所服的每顆藥劑,在各科診療上,都正確無誤,仍可能不幸造成藥害一樣,臺灣史的研究者,也必須放眼國際局勢,適度地追索一連串、多元的歷史脈絡。是以,此書雖非完全屬於臺灣史的著作,對於關心臺灣歷史發展的讀者,亦能發揮一定的參考價值。 

摘自第一章:朝貢體系遭受挑戰
 
海上傭兵登場
 
在一五八○年代中國沿海逐漸恢復秩序之際,分裂日本社會將近一個世紀的內亂也逐漸平息,開始了實現真正統一的努力。一五六○年代,大名織田信長急速竄起,占領了日本名義上的首都──京都。到了一五六八年,他不再滿足於單純支持室町幕府,而是全力展開攻勢,要將日本統一在自己名下。一五八二年他被部下背叛殺害時,掌控的領土已有全日本三分之一,這些領土由他最信任的部屬豐臣秀吉接管。秀吉繼承信長的事業,貫徹統一全國的遺志。一五八七年,他收服了最南方的大島九州,隔年頒布了消滅海盜的命令。將日本沿海納入中央權力之下的運動由此開始,這正是與中國重新展開正式外交談判的前提。
 
一五八○年代,隨著祕魯白銀經由海澄─馬尼拉貿易的通道湧入中國,日本白銀也經由葡萄牙人之手輸入澳門,中日走私貿易的風險變得更大於合法管道,對於日本投資者不再是有利可圖的選項。當秀吉注意到這項間接白銀貿易的巨大潛力,他就在一五八九年親自插足這一獲利豐厚的貿易,成為最大投資者。身為自命的日本統治者,秀吉決心讓鄰近國家向自己進貢,同時挑戰日本統治者參與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傳統方式。秀吉的舉動在當時看來或許令人困惑,但他的外交措施卻顯示了始終如一的思維。他在一五八七年遣使到朝鮮,一五九一年也為了擘劃以日本為中心朝貢體系的同樣目的,分別派出三個使節團前往覲見果阿的葡屬印度總督、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琉球國王。載運使節團的船隻都領有招諭書以證明其地位。由於這些策略的運用,秀吉獲得了近乎獨一無二的權威,得以控管海外的所有日本商人。

朝鮮國王宣祖也向秀吉遣使,以求改善雙方關係,但他無法認同秀吉以日本為中心另建朝貢體系的想法。受到如此拒絕的秀吉決心入侵朝鮮,挑戰中國明朝在周邊地區的優先地位。他制訂了一項運用最新技術的造船計畫,以供應渡海出兵所需的船艦。日本航海技術由於結合了葡萄牙和中國的技術而大有長進。將近十五萬八千名日軍登陸釜山之後,首都漢陽在兩個月內就被攻陷。明朝派出大軍救援朝鮮國王,但在數輪戰鬥之後,三方展開了冗長的談判。秀吉提議修改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要求明朝公主和日本天皇聯姻,藉此巧妙暗示中國與日本平起平坐。但明廷頂多只願意冊封他為「日本國王」,如同一四○八年冊封足利義滿那樣。談判因而破裂,十四萬日軍在一五九七年增派到朝鮮。最後,對朝鮮的進攻由於秀吉在一五九八年突然逝世而中止。由於秀吉並未妥善安排自己的繼承人,他的逝世在日本製造出了權力真空,大名之間脆弱的權力平衡瓦解,新的權力鬥爭隨之展開。日本對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挑戰也就不聲不響地消退了。
  
儘管秀吉的野心受挫,日本海外貿易的擴張卻沒有衰退,而是得到了軍需和強大的國內需求支持。一五九二年初次入侵朝鮮之後,秀吉在尋求鉛、硝石等軍用物資的過程中,鼓勵日本人與澳門、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及暹羅貿易。一五九五年,一名耶穌會神父向菲律賓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里尼亞斯(Gómes Pérez Dasmariñas)預言,要在馬尼拉賣給日本船的中國進口絲綢,會導致絲的價格下跌。儘管中國與日本的官方接觸在日軍撤出朝鮮之後完全停止,福建商人與日本商人在馬尼拉的絲銀轉口貿易並未衰退,明廷對這項貿易顯然也視而不見。

秀吉死後五年,他的其中一名部屬德川家康攀上權力頂峰,於一六○三年受封為征夷大將軍,建立幕府。往後數年之間,他持續鞏固新政權的基礎,並將秀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轉向更穩健的方向。一六○一年,他分別致函菲律賓總督與安南都統(阮潢)表達善意。一六○六年,家康也致函暹羅國王,雙方不久即建立正式貿易關係。家康請求收信各方保護持有他所核發御朱印執照的日本商人,並禁止未持有御朱印卻想做生意的日本商人。他在寫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中允諾,只要外國當局向他申訴,他就會懲罰任何日本罪犯。家康也在一六○四至一六○七年間核發御朱印給前往澳門的船隻。這些船隻的造訪顯示,與中國之間已經開啟了近乎直接的貿易管道。
 
家康也試圖修補日本與朝鮮的關係。地處九州與朝鮮海岸之間的對馬藩主,運用自己傳統上的中間人地位,設法與朝鮮國王恢復關係。朝鮮宣祖向中國朝廷告知日本重新建立友好關係的請求之後,就在一六○四年遣使覲見家康。為了證明重新建立友好關係的誠意,家康在隔年將一千三百名朝鮮戰俘釋放回國。當中國朝廷決定將此事交由宣祖自行處理,宣祖在一六○七年決定派遣為數五百人的使節團前往日本,展開恢復正式關係的談判。這時家康退位,德川秀忠繼任為第二代幕府將軍,由於秀忠不願接受以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做為日本與朝鮮關係的基礎,因此制止了家康回歸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嘗試。唯一建立起來的正式關係,是一六○九年對馬島大名與朝鮮王室的關係。這樣的安排使得對馬島與朝鮮釜山港之間所有進一步的貿易往來得以迴避朝貢問題。
 
日本與中國重開談判的另一個方法,則是請求琉球國王居間協助。琉球王國在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裡擁有穩固的地位。秀吉曾要求琉球國王向他進貢,但被置之不理。德川秀忠也有同樣抱負,他准許九州的薩摩藩在一六○九年派遣遠征軍攻打琉球,占領琉球首都那霸。隔年,琉球國王被迫向江戶的秀忠進貢,但他仍是中國皇帝的藩屬。

在與朝鮮國王談判的過程中,對馬島使節團提議由朝鮮國王允許他們經由朝鮮管道遣使到中國。他們這麼做是要設法重新建立與中國的正式通商管道。他們不拐彎抹角,直接要求提供貢使進入中國港口所需的勘合符。一六一○年,來自南京的商人周性如來到幕府所在地,向日本當局提議請求福建巡撫陳子貞核發勘合符。秀忠命令本多正純起草公函安排此事。本多正純在信中未曾提及關於朝貢的事,只是請求頒發勘合符。他請求中國朝廷在持有御朱印的日本商船被迫在中國沿海下錨,獲取所需補給時予以一體保護。但陳子貞尚未收到來信之前,卻得知某些福建篷船貿易商已經打破禁令前往日本,因為日本的絲價是馬尼拉的兩倍。他對此感到驚慌。因此,就算陳子貞確實收到幕府的來信,他也不會屈尊予以回覆。中國和日本史料都確認,愈來愈多中國篷船在這個時候私自前往日本。在這種形勢下,對日本的海上入侵者展現的任何友好姿態,都會被朝廷解讀成走私者猖狂到不受控制的跡象。
 
同時,在一六一二年明朝朝廷發現日本獲准在釜山貿易,並得知琉球國王被薩摩藩俘虜之後,它開始對日本人是否又在策劃侵略行動心存懷疑。接獲朝鮮王室的訊息,以及琉球貢使抵達北京之後,明廷正確推斷德川幕府無意重回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之下,反倒只是在尋求建立某種貿易關係。明廷也意識到中國沿海大多數的海盜侵襲是中國海盜所為,而非日本海盜,德川幕府也與海盜來襲無關。既然中國朝廷拒絕調整朝貢體系以順應日本所要求的平等關係,它也就只有加強海防,阻止日本可能再次來犯這個選擇。隔年,為打擊走私貿易,明廷下令禁止江浙兩省沿海貿易。約莫同時,廣東當局也驅逐了澳門的日本居民。

日本人試圖經由朝鮮和琉球接近明朝朝廷的努力失敗之後,某些日本船舶貿易商試圖與中國地方官府直接進行非正式接觸。一六一六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計劃在臺灣設立一處基地,做為中國周邊的一處轉口港。他的艦隊由十二艘船組成,在臺灣附近遭遇颱風而被吹到中國沿海。福建海防官員(把總)董伯起奉命前去偵查,但被日本船員俘虜,帶回本國。一六一七年,董伯起被送回福建,隨行的日本特使帶著進貢表文前來,希望以此示好,尋求開放勘合貿易。福建當局則以「章表不中式」(不符合格式)為由拒收。但日本人首領明石道友與巡海道韓仲雍的對談內容,在許多不同史料裡都有記載。雙方的交談顯示,中國方面關切的問題是日本有無占據臺灣之意。為了減緩中國方面的焦慮,明石道友強調自己只為爭取通商而來。他也表示,希望福建當局至少能尊重他的合法地位,不要把他和船員當成海盜。他希望能藉由跨出這第一步,避免中國方面以敵意相待。韓仲雍的答覆則要求日本貿易商打消占據臺灣之意,因為任何這樣的舉動都會驚動朝廷。儘管如此,他仍藉此機會暗示,明廷並不將福建商人與日本商人在馬尼拉的轉口貿易視為非法:「其實每歲引販呂宋者一十六船,此等唐貨豈盡呂宋小夷自買而自用之乎!」他也明白表示,倘若臣民恰好居住在國外,中國朝廷不會阻止臣民與日本貿易。按照他的說法:「又各遠嶼窮棍挾微貲、涉大洋,走死騖利於汝地者,弘綱闊目,尚未盡絕。」既然中國朝廷看待貿易的態度已經很明確,韓仲雍警告日本人不得占據臺灣;要是他們「戀住東番」,中國朝廷就只能「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以過番」,連轉口貿易也一併禁止。
 
在此同時,福建巡撫黃承玄對於一六一六年日本人出現在福建外海大為震驚,因為明石道友的艦隊抵達金門時,中國海防部隊在必要時完全不足以抵擋。他也發現衛所官兵甚至不曾受過海戰訓練:「有謂其駭浪而面若死灰,見敵而隱匿重板;無望同仇之助,反為先奔之倡者。」為補救這一局面,黃承玄立即推動一連串改革海防體系的措施。而在短期內加強海防力量的辦法,則是招募海上傭兵。他說:「然暫募之壯兵,不猶勝暫役之弱軍乎!且一汛之內,勇怯巳試;額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慣勇者可留也:是又不可通融乎!」

新募的海上傭兵部隊由十二艘戰船、三百名官兵組成,他們被編入一支由三十二艘戰船組成,在浯嶼、銅山和澎湖群島之間海域巡邏的艦隊,那兒正是一六一六年夏天明石艦隊下錨之處。二十艘戰船在澎湖外海下錨,支援陸上駐軍(因為在朝廷看來,陸地領土比洋面更重要),另外十二艘戰船則在澎湖與浯嶼間的海域巡邏。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事實:這支海上傭兵部隊是作為反擊兵力,防止日本船艦再次停泊於同一片沿海水域,而被派往這一帶的。
 
一名地方仕紳趙秉鑑被任命為協總(總右翼軍)。身為傭兵艦隊的指揮官,他的任務是限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走私行為。看來,一得到這個自己送上門的機會,趙秉鑑立刻讓自己成為走私網絡的首腦,其成員包括廈門和澎湖的水師把總,以及藏匿於臺灣的著名中國走私商人林謹吾。這支艦隊很快就擴張成了這一帶最強大的勢力,開始勒索碰巧路過的任何篷船貿易商。一六一八年,新任福建巡撫王士昌上任,指控趙秉鑑的大量訴狀全都呈報給他。當他隨後從一名海盜的口供掌握更多證據,得知趙秉鑑與走私集團違法勾結的詳情,他就將趙秉鑑誘騙到廈門,逮捕處死。由於趙秉鑑不曾公然反叛,因此很難判斷他是否真有謀反。按照浙直總兵王良相在一六一九年寫給德川幕府的書信,明石道友的說法多少獲得明廷採信,使他們放寬海禁,准許商船再次前往海外。或許趙秉鑑被除去只是因為福建當局確信日本人並無惡意,由此判定趙秉鑑和他的傭兵團伙成了累贅,甚至有害。

十六世紀中葉,當總兵戚繼光募集及訓練傭兵部隊保衛中國沿海,抵抗倭寇登陸浙江,以及總兵俞大猷雇用海澄私掠船之際,日本船艦仍不如中國篷船精良。但在秀吉攻打朝鮮的七年戰爭之後,局勢轉變了。他的需求使得日本造船技術有了長足進步。如今,日本船和中國篷船同樣構造精良,大小與武裝都不相上下。這多少說明了黃承玄為何必須招募海上傭兵做為核心戰力,以及趙秉鑑為何能輕易壓制其他海防部隊。一六一五年以後,每年都有一艘至四艘日本御朱印船造訪臺灣,這個慣例持續到一六三三年。明石在一六一七年表達日本的和平意願之後,福建當局決定聽任臺灣成為事實上的中日轉口貿易港,前提是日本人承諾取消在臺灣定居的計畫。儘管趙秉鑑被除掉了,但銅山、浯嶼及澎湖群島的協總職位仍向其他海上傭兵開放。他們在福建當局試圖控管既有中華世界秩序與新興日本世界秩序之間的這片「無國家」空間時,接替了中間人的角色。就這方面來說,福建海域的海上傭兵首領所發揮的功能,近似於日本幕府統治下的薩摩或對馬藩主,最大差別在於,一旦福建當局改變主意,傭兵會更輕易地被解散。
 
倘若日本的威脅仍然持續,福建當局有可能更加倚重新招募的海上傭兵。然而,這是德川幕府最後一次試圖與中國明朝建立正式關係。一六一七年之後,德川幕府對於獲取中國承認逐漸喪失興趣,部分原因是朝鮮國王光海君派出四百二十八人的龐大使節團覲見秀忠,恭賀德川幕府攻破大阪城,完成日本統一。在參與這次會見的更多人看來,這個使節團代表著以日本為中心的新朝貢體系取得一大成就,因為朝鮮國王來向日本幕府將軍「進貢」了,即使朝鮮使節堅稱他們不是貢使。這次事件為德川幕府統治全日本的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理據,全心投入這項計畫的幕府,也就逐漸失去了進一步向中國示好的興致。

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二年為了開展自由貿易,而派遣一支艦隊從巴達維亞來到中國沿海,荷蘭人的目的是要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澳門。由於這一計畫失敗,他們被迫轉進到澎湖群島。這次戰敗恰好與另外一群日本御朱印船商人的抵達同時發生,這群御朱印船商人的組織者是定居於日本平戶的中國商人李旦,以及與他合夥的傭兵許心素。他們正在尋求臺灣及澎湖群島周邊海域轉口貿易的壟斷權利。一六二三年與明軍交戰之後,荷蘭長官馬丁努斯.宋克(Martinus Sonck)接受李旦的建議,於一六二四年退到臺灣。荷蘭人與明軍的衝突使得福建當局再次對中國船隻航向海外發布禁令,中日轉口貿易因此突然中斷。弔詭的是,就在一年前的一六二二年,福建巡撫才正式致函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請求日本合作捉拿日本海盜。這個舉動似乎暗示著中國正在向日本示好。末次則回信表示,明朝朝廷應當派遣一名符合國與國關係規格的正式使節前來。末次期望中國朝廷能允許更多日本船隻造訪中國,但並未提到更多關於朝貢體系的內容。
 
朝鮮宣祖曾在一六○六年就是否回應日本邀請、派出使者前往日本這一微妙問題請示明朝朝廷,當時明廷交由他自行決定。朝鮮王室幾乎沒有選擇餘地,因為在滿洲人進逼北疆之際,它不能冒險同時在南方與日本結怨。此後多年,中國或朝鮮都無法遏阻滿洲人。滿洲人在一六一九年的薩爾滸戰役大破明軍,由此開始急速擴張領土。儘管日本白銀輸出或許是秀吉在中國中心朝貢體系之外,另行創造日本中心朝貢體系的首要原因,但中國中心與日本中心的朝貢體系在一六○七年之後分道揚鑣,最重要的理由仍是滿洲人崛起。日本白銀與滿洲人的擴張,是一六二四年之前持續向中國、日本及後來的荷蘭商人開放的「無國家空間」得以產生之兩大要素,正如後續章節所述,它們也影響了福建海上傭兵日後的發展。